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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兴废

发表于 20/05/2016 口述系列| 转发给朋友 | 浏览次数: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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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王建

整理:康雪

2016年5月6日

这个五一假日,和一群关心河流和水环境的朋友探看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途经曾经的北京水源地官厅水库。旧地重游,当然会想起一些往事,想起我曾经工作过的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北京人都知道,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建于1951-1954年,距北京105公里。曾经是北京居民唯一的饮用水源地。

永定河全长680公里。它的上游发源于山西宁武的官岑山,流经黄土地区,含沙量最大达32%以上,也叫“小黄河”。下游受到泥沙淤积,河床抬高,历史上多次泛滥,以至北京并没有像世界上的许多著名城市一样建在河边。官厅水库的功能是防洪、灌溉、发电、养鱼、城市供水,这其中最主要的功能是防洪。不过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令人哭笑不得,60多年来,洪水的确防住了,水资源却越来越少了。

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存在的时间不长(1972-1983)。它的成立背景是这样的——

1971年,官厅水库发现大量死鱼现象,当时有人怀疑敌人(那个时代的语言和思路)投毒。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科研处的两位环境地理学家宋树恩跟王景华和王新元先生说,官厅水库发现死鱼,我们明天去看看。第二天到他们到了官厅水库,发现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的人也来了,当时他们和官厅水库管理处三个单位随即组成调查小组,对死鱼问题展开全面调查。

官厅水库管理处的同志开着船到水库周围查找死鱼,发现死鱼都漂浮在水库岸边。水库周边渔民也向调查组反映了许多情况。渔民还告诉调查组哪儿发现死鱼最多。据官厅水库管理处的同志说,死鱼现象前几年根本没有,就是这几年的事。可能是这几年上游建了造纸厂、钢铁厂、炭黑厂,小工厂越建越多,大量的污水排入河流,汇入水库是不是死鱼现象因为这些工厂引起的?大家都在猜测。接着调查组又去宣化和张家口,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察看了一些工厂的污水排放情况,调查小组最后确认,死鱼是由工厂排污造成的。

为了得到科学验证,需要进行化验分析。宋树恩等三人回到地理所很快就写了报告。希望成立课题组,组织更多学科的专家参与工作。报告写好后反复斟酌,感觉有点儿不对劲儿,这个申请不好上报。为什么呢?可能会招致政治风险。因为报告似乎表明我们国家也发生了环境污染事件。而当时的社会舆论是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环境污染的。环境污染那是资本主义国家垂死没落的表现。可这明明是自己亲眼所见,向群众了解的情况也是真实的,提出申请也是为了把问题摸清楚。采取措施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件。他们觉得这个课题申请也许应该是合理的。就这样,他们硬着头皮把报告交上去了。

1972年宋树恩先生接到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通知,由地理所组建和领导官厅水库污染调查组并提出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北京市也成立了“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治理办公室。组织北京市卫生防疫站、自来水公司等有关科研部门和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官厅水库污染调查。中国科学院官厅水库污染调查和防治课题由中科院地理所组织和领导。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动物所、贵阳地球化学所、湖北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高等院校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参加。这一年几十人的队伍开进官厅水库和官厅水库上游的张家口、大同市及雁北地区。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排查和采集样品,一条河一条河地追查污水去向。

中科院地理所承担的项目是官厅水库的水质、底泥采样和分析。在官厅水库库区,布置了密集的采样点,在水库坝前、入库河口、水库岸边、河水交汇处都布置了采样点。对水库水质、水库的渔业养殖、水库的水生生物、水库的底泥,都进行了采样分析。根据大量调查结果分析,最后确定,官厅水库死鱼事件确实是由上游企业排放污水造成的。

位于官厅水库上游的沙城农药厂,因生产事故排放的农药污染了官厅水库。永定河水流到北京,关系到800万人健康安全。更严重的是这水流到中南海,可能会影响到毛主席的健康安全,那可不得了,这可是头等大事(在十年浩劫期间就是这样思考问题)!这件事很快上报到国务院,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连发三个文件,立即成立机构。周总理委派万里同志负责,由冶金部、化工部、水利部、电力部等中央13个部委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三省两市)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开展水源保护,这就是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官办)。

初中毕业不久的我有幸来到这个办公室,每天与这些专家学者一起工作。印象很深的是宋树恩、王景华两位环境地理学家。其实,还有王新元先生。但是我从事水源保护比他们晚些年,与王新元先生不熟悉。那时,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科研工作者,是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的开拓者、先行者。当然还有我们办公室的刘善裕、贾怀文、刘燕生、郭兆惠、张庆才。这些领导和同事对我工作上的帮助都很大,我一直都非常感激他们,怀念他们。这段时间成为我人生宝贵的经历。

永定河流域拥有几千万人口,五座城市,其中两座特大城市(北京和天津);是我国北方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有成千上万家企业,大量采选、冶炼、电力、化工、建材等高耗水工业,产值2.5万亿。显然,涉及的部门多,利益关系复杂。因此,我们这个“官办”是比较适应流域自然特点的一个水源保护机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异常尖锐,必须回答。这就是:破解矛盾从哪儿入手?采取什么措施?治理污染需要多沙资金?多少年才能解决?

从另一角度看,官厅流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是一个探索破解发展与保护矛盾的理想基地。那时,“官办”一年召开一次领导小组会,专门研究解决流域的重大问题。平时办公室只有6、7人负责日常工作。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到流域各地督促检查污染治理情况,推动科研单位开展水源保护研究,全年办公经费包括差旅费只有7万元。我们工作的特点是“水源保护,科研先行”。组织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北京大学等44家科研机构,开展大规模环境调查。那时没有科研经费分给科研单位,更没有劳务费给科研人员。完全凭借大家满腔热情和献身精神开展工作。从今天看,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

那时,环境污染对所有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到的新课题,因此,问题成堆成串:

官厅水系究竟有多少污染源?这些企业分属哪些行业?生产哪些产品?需要哪些原料?采用什么生产工艺?哪些环节排放污染物?排到什么地方去了?

污染物种类有多少?数量有多大?排到河里会怎样?对水生生物什么影响?对鱼类产生什么影响?用这河水浇地产生什么影响?对土壤产生什么影响?对作物会怎样?对牲畜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人体健康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些污染物在河流中,在底泥中会发生什么变化?毒性有多大?是相加作用?相乘作用?还是拮抗作用?

治理污染需要采用什么技术?物理方法?化学方法?还是生物化学方法?

流域内水处理设施如何规划?哪种措施最经济合理、治理效果最好?

分析这些监测数据采用什么方法,化学分析?仪器分析?需要哪些设备?购置监测设备需要多少投入等等。

真是千头万绪!

这一系列研究为官厅水系水源保护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国家在这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投资3000万元,分三批开展了大规模环境治理。治理之后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发现,严格按照“领导小组”要求进行治理的企业成效十分显著。但有少数企业借机挪用治理资金,扩大生产规模,还有个别企业,设计的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不匹配,造成治污设施不能正常运转。为此,“官办”出台了管理办法并且要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治理设施,要与建设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三同时”管理制度由此应运而生。之后它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环境管理制度。

由官厅水系水源保护发端的河流、水库环境污染调查,当时在全国产生影响。蓟运河、长江、黄河、松花江等流域相继开展了环境污染调查。北京市为确保环境质量,相继成立了北京西郊环境污染调查组,开展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

由官厅水库引发的环境污染调查,在全国逐步展开。很多学科的科研人员相继参与环境保护的科研项目,并且在原有的学科前面加上了“环境”两字,如环境地质、环境化学、环境生态、环境医学、环境经济、环境法学、环境工程等等。中国的环境科学从此蓬勃发展。

1972年以来,官厅流域先后分三批治理工程,分别对三十九个重点污染源的77个项目进行了治理。通过工艺改革、综合利用和废水净化处理,解决了全流域有害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各种有害物质排放量减少了53%。

为了掌握未来官厅流域大规模经济开发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衡量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1978年,我们组织科研协作组对流域内水体、土壤、岩石、生物等进行了环境本底值调查。探索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积累了10多万个数据,给流域水源保护决策科学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大家知道水体的自净能力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合理利用河流自净作用,可以大量节省处理污水、废水的成本,对于国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1979年,官厅流域的水源保护重点从单项污染源治理,转向区域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开始认识到,我们作为后发展国家,可以吸取别人经验教训,“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成本太高,危害太大。我们在国内最早进行了水环境容量研究。我们沿着洋河,从上游到下游,布设了21个采样点,在水利部门的配合下,测量了河水的流速,流量。调查了每个采样点之间的距离,放入示踪剂进行水团追踪,寻找洋河污染物扩散规律。

监测水质变化,不是随意在河边取瓶水拿回来一化验就行了。必须按照监测规范,科学布设采样点,否则取回的水样不具有代表性。根据调查的目的,采样时取岸边的还是河流中间的?是取底层的还是河流表层的?是取排污口上游的还是下游的?都非常严格。一年中河流有平水期、丰水期、枯水期,每个水期都要采若干组样品进行化验分析才能满足评价需求。

盛夏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水样极易发生变化,一些样品从水中取出,当时就得加固定液,以防发生化学变化。在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们用冰块制作的土冰箱,将样品保存起来,将21个采样点的样品在24小时之内赶回北京进行化验,以保证样品的可靠性。

塞北的冬季寒风刺骨,在洋河采样我们穿着棉大衣,在洋河上被风刮得一溜小跑。我们用钢钎把厚厚的冰层砸开,取样瓶刚一提出冰面,“啪”的一声冻裂了。所以每次都得多准备几个。许多河段汽车并不能靠近河边,我们要抬着自制的保温箱,走好远的路,老龙头河段还要翻过土坡山岗,为把这些样品保存好及时送北京进行化验分析,还要连夜穿过风雪路滑的八达岭。

官厅流域的环境治理,过去是通过企业达标排放的浓度控制进行调控的。进入70年代末,面对量大面广的百万亩农田退水、城市生活污水、畜禽养殖污水、酿造企业排放的有机废水,用浓度控制的方法似乎力不从心。调查发现,即使污染源污水处理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河道水质仍然达不到相应的河流水质标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查阅了大量资料,这时发现多种日文刊物刊登有关水质总量规制的文章。我当时很好奇,把这些文章翻译出来,结合官厅水源保护实际,写了一篇综述性文章《水质污染总量控制》,发表在国内环保刊物上,引起国务院环办有关专家的注意。请我在建设部给大家作了介绍。

水质污染总量控制是运用系统方法,综合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它是一种按照河流的不同功能分区所应达到的的环境标准,求出河流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总量,反推至各污染源进行污染物减排的管理方法。考虑到各污染源对河流的影响不同,每个污染源的减排计划应在整体求优的前提下制定。总量控制的实施使我们建立起污染源与河流环境质量之间的相应关系,提高了管理水平,后来被定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环境管理制度。

水质污染总量控制也为官厅水系开展洋河水质规划奠定了基础。洋河水质规划促使官厅水系在国内最早制定出地方性环境质量标准和地方性排放标准。不过标准的实施需经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才具有法律效力。有点遗憾的是,这一步没有跟上,致使洋河水质规划的落实受到影响。但是水质规划在松花江流域、沱江流域得到了推广应用。

70年代末,官厅流域面临大型磷矿开发,为了掌握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1980年,我们在国内率先推行矾山磷矿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预测了开发项目对地表水、地下水、尾矿渗透、尾矿水对农田灌溉、尾矿粉飞扬、尾矿石碓积对地下水、地表水、产品运输物料抛洒等方面的影响。

经过评价详细论证,指出矾山磷矿尾矿水外排方案将造成官厅水库不可接受的环境影响。对建设部门提出了封闭循环的设计要求。这是对拟建项目进行环境协调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重点与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向全面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开始。此后沙岭子大型火力发电厂开发,大型煤炭能源基地开发,都相继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不仅作为国家环境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还被列入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法。此后国家又颁布了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法。

但是单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对合理确定流域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工业结构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流域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程度,提高流域环境质量,恢复流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作用有限。因此开展官厅流域环境影响评便提到了“官办”的议事日程。

随着流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官厅流域的水资源承载力呈下降趋势。1982年我们对官厅流域的水资源进行了预测。官厅水库建成以后,一直担负着北京市城区及北京西郊钢铁、电力工业区的供水任务。1965年京密引水渠建成以前,除少量泉水外,官厅水库是北京市唯一的地表水水源。

京密引水渠建成以后,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一起,担负着北京城近郊区工农业及生活供水的任务。而具有重要意义的京西工业区,仍依赖官厅水库供水。因此官厅水库的水量对于北京市城近郊区工业、农业发展以及生活用水,景观生态用水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官厅水库建成以来,入库水量从多年平均的19.8亿立方米下降到16亿立方米,六十年代在13亿立方米上下浮动,进入七十年代,除74、79两年外,其余8年在都6亿立方米以下。

这样,地处下游的北京市就面临着一些必须回答的问题。即官厅水库入库水量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未来水库入库水量会有哪些变化?是否会出现官厅水库无水可供的局面?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流域上游降水在减少,无序的大量引水在增加。桑干河、洋河、妫水河流域内大量兴建水库,引水灌溉,大型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年取水都是上亿立方米。流域内水利工程建设对地表水的影响比较显著。仅阳原县就兴建水库20座。调查发现流域内水利设施建设及用水缺乏合理开发和规划,每一个行政区各自为政,人为地增加了官厅水库水量的衰减。

为保证首都用水安全。我们提出了建立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区的方法。直到今天,水源保护区的划分,依然成为许多地方水源保护的方法和手段。“官办”颁布水源保护管理办法,防止水污染。防止盲目修建地区性水利设施,盲目引水灌溉,以防无水入库的局面发生,避免给北京市工农业和生活用水带来严重后果。

所有这些工作都很有意义。1983年官厅水库水质恢复到饮用水标准。但令人不解的是,“官办”却突然被裁撤,水源保护因此无疾而终。

失去流域环境管理的水污染排放像脱缰的野马,致官厅水库水质持续恶化。90年代中期,仅张家口市宣化、下花园两区,每年就有1亿多吨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洋河。致使宣化以下河水基本为超V类。由于气候干旱,工、农业耗水量增加,北京地下水连年超采,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面沉降范围不断扩大。官厅水库入不敷出,入库水量持续减少,污水在来水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库区水体中的氮磷含量较高,甚至呈富营养化状态。1997年作为北京地表水饮用水源地的官厅水库,最终失去了饮用水源功能。国家为此付出了巨额代价,不得不耗巨资千里迢迢进行南水北调。

    你说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官办”没有在1983年突然撤销会是什么结果?我无法回答。历史总是不给我们说“如果”的机会。但是,这个问题确实一直困扰着我:“官办”结束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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