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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我知道的三峡工程上马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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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9月,我从湖南被调进京,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管水电,据说这是陈云的意思。燃料部统管全国的煤、电、油,有三个总局:煤炭管理总局、电业 管理总局、石油管理总局。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国家计委,燃料部的上面是国家财经委员会,陈云和薄一波管事。电业总局下面有水电工程局,管水电的计划,我任 局长。次年,经过我的努力,陈云批准成立水电建设总局,国家计委(1952年11月成立,12月正式开始办公)的钱直接拨给我们。

  当时,电业总局主要搞火电,水电完全没有地位。火电短平快,反正是一要电,就给钱、上马;水电建设复杂,不受重视,很难争到投资。那个时候我们 争投资,就是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电力建设的重点是火电。水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先后上马的项目,有新安江、刘家 峡、以礼河、狮子滩,还有一个上犹江,那个时候叫做五大水电站,都是1957年以前先后开工的。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争取到这五座水电 站的投资,其中争得最厉害的是刘家峡,因为资金受到三门峡开工的影响。

  1955年,燃料工业部撤销,成了三个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电力部的部长是刘澜波,一个副部长,两个部长助理。我是部长助 理之一,另外一个是原来管火电的电业总局局长。部长助理一水、一火,部下设一个火电总局,一个水电总局,另外还有一个管运行的局。水、火平起平坐,这样一 来,我的发言权就比较高一点了,争取到刘家峡上马。

  五十年代的两次三峡风波

  电力工业部独立以后,我和部长刘澜波两个人合拍子,他放手让我去干,部内关系变得十分简单。举个例子,1955年初,刘澜波和我任正、副团长的 电力代表团正在苏联考察,接到中央的一个电报,说是水利部向中央提出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修建三峡,请我们考虑,从电力系统的角度提出我们的意见。刘澜波 没有把握,问我怎么答复。我就告诉他:现在搞三峡绝对不行。于是他就回了电报:三峡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

  三峡陈云从来反对,坚决反对。水利部那时候真叫开玩笑,提出的方案更是荒唐:要把重庆市淹掉,牺牲重庆,彻底解决湖北所谓千年一遇的洪水威胁。 提出这个方案的背景是1954年长江大水,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当年毛泽东到湖北,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委”)主任林一山陪他乘军舰 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林一山就跟毛谈,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水利部提出 建三峡,就是林一山陪毛泽东走了那一趟后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在苏联征求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他们基本上也是不赞成的,我们做了记录,回国以后,把记录报了国 务院,以为事情就过去了。三峡又一次非常厉害地哄起来是1956年。水利部有个月刊《中国水利》,那一年第5、6月的合刊上,发表了林一山的一篇长文章 《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说还可以打一个很长的隧洞,将水库的水引到丹江口,南水北调,解决中国北方 的缺水问题,非常宏伟的计划。他提出来的蓄水高度是多少呢?235米。现在的三峡大坝是175米,他的计划比现在高60米。235米是个什么结果呢?现在 重庆有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碑,它的海拔高度就是235米。也就是说,整个重庆都在水下边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我们的刊物《水力发电》的 9月号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谈长江三峡的问题。这期《水力发电》出来以后,据说武汉买不到,长委把它控制了。而长委在 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 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这就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好像三峡马上就要开 工了。我立即写了篇三千字的文章《论三峡工程》寄给《人民日报》,清样都寄给我了,结果后来没有发表,主编告诉我:总理不赞成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争论这 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关心的、赞成的,不好公开争论。我就写了一篇杂文,发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在挖苦三峡的计 划。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当年《水力发电》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 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 不到的事情。

  1958年1月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会议开到结尾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周恩来知道我是反对三峡的,他也知道我和林一山的争论, 薄一波和李富春更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只有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话: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 于是,我和林一山被叫到南宁,当着中央领导的面谈。结果是,林一山谈得没有我简洁有力。毛泽东还要求我们再写文章。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 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他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通,也就是把他的意见否定 了。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我就趁机谈水电,讲中国北方的煤多,南方的煤少,有水力资源的地方就不要搞火 电,要搞水电。李富春、薄一波也在一边帮腔。毛泽东就说道:好啊,今后就“水主火辅”。会议之初曾反映了电力同水利两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即决定两部合 并。南宁会议后两个部就合并了,变成了水利电力部(1979年后,两部才又分开,但是1982年初又合并了)。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李 锐,你来当我的秘书。后来,我做了他的兼职秘书。

  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促退”决议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给了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你去论证,现在不上马,将来到底怎么办才合理。这样,1958年3月,周恩来带队考 察三峡,参加的人有水利部、电力部、科委、计委、交通部等很多部委,四川、湖北、湖南、安徽等几个省的负责人,还有苏联专家,一大船人,我记得胡耀邦也去 了。总理在船上开会,开会时有文件,一本一本的。总理没有让林一山发言,让我第一个发言,钱正英代表水利部发言,矛头还是对着我。那时南宁会议的具体细 节、我跟林一山的争论、写的文章,大家都还不太知道,人们的意见还是一边倒地赞成三峡上马。但是苏联专家的发言是站在我一边的。会开完了以后,人就都散 了。

  然后我就参加了3月份的中央成都会议。成都会议确定了“大跃进”的总方针,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个“促 进”的会议。但是三峡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是个“促退”的决议,3月25日会议通过,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 准。主要内容是:三峡是个长远的事情,施工准备工作要15-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或以主体代 替一切的思想。长江的规划应该是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几种关系互相结合,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安 排。长江的防洪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储洪排涝等工程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 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就是说,防洪要把堤防、分洪、蓄洪这三个问题统一抓住,这个决议制定的长江规划基本原则就是:统一规划。这个有关三峡的决议是总理主持的,我参 加了起草,其中防洪部分是我加进去的,完全是我的思想。现在来看,像成都会议、后来的北戴河会议等,为“大跃进”做了那么多的决议,只有这个三峡决议是正 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但是水利系统根本不执行这个三峡决议,依然我行我素。

  干不成三峡干葛洲坝

  1959年,我在庐山出了问题,水利电力部搞了一个所谓的“李锐反党集团”,还加上三大罪状: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我离开水利电力部以后, 水电可说是被随后的领导人破坏得体无完肤,水电事业整整停滞了二十年。现在想起来,如果不合部,我还是待在电力部,也许后来个人的遭遇也会不同一些。文革 中周总理在葛洲坝出问题时提到过我,那是一个可以让我出来的契机,但是钱正英(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根本就不理会,我在大别山的磨子潭水电站一 直待到1979年1月,才获得平反回到北京。

  我从安徽流放地回到北京复职,还是到水利电力部当副部长。一进水电部办公楼的大门就看到毛泽东对葛洲坝的批示,有一面墙那么大的牌子,摆在大厅里: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我一看就非常恼火,莫名其妙嘛,这根本就违反工程建设的法则,哪有没搞好设计就开始施工的道理?那年2月份两部分开,水利电力部又回到1958年以前的水利、电力的两部格局,我就让人把那个大牌子给取掉了:赶紧摘了吧,这不是丢人吗!

  葛洲坝是什么时候开工的呢?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钱正英知道毛内心里是醉心于“高峡出平湖”的,干不成三峡,葛洲坝对毛是个 安慰,而且葛洲坝完工以后,三峡就是弦上之箭了。林一山倒是坚决反对修葛洲坝的,他是从建三峡出发的。三峡水电站发电后,供电量多少时有变化,也使下泄水 量随之变化,这就影响航运。因此需要修一个葛洲坝,作为三峡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后建三峡是本末倒置。

  毛泽东批准了葛洲坝工程,还发了那样一个根本违反基建程序的批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批示还得了,林一山当然反对不了了。后来葛洲坝出了事, 周恩来把担子交给了林一山:你把它修好。林一山也没有办法,只好接过来干。2006年12月26日,他们还把刻有毛泽东那段批示的一块大石头,正式安放在 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后人看看,我们过去就是按这么荒唐的“圣旨”干事情的。

  葛洲坝开工以后,因为地质问题没搞清楚,中间停工两年。后来国务院开会的时候,谈话中周总理还特别把我提出来:李锐就反对在干流上先修,他赞成 先修支流。他又问:“李锐哪里去了?”有人说:李锐还被关着(我是1967-1975年在秦城监狱被关了八年)。总理说:李锐对三峡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嘛, 还是可以做些事的嘛。

  当年,毛泽东接受了我的观点,1958年南宁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建三峡,周恩来也没有。60年代到70年代以后,只有林一山、钱正英两个 人不断地向中央提意见,要上三峡,还有张光斗,是钱正英最倚重的水利专家,后来加上李鹏。地方上也有积极分子,湖北张体学,还有王任重,都积极,李先念是 湖北人,也被他们说动,他们总是闹着三峡上马。大概是1972年1973年,有过一个毛泽东对要求上三峡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钱正英这些人不死 心,修不成三峡怎么办呢?就修了那个葛洲坝。

  三峡是怎样上马的

  三峡最后到底是怎么上马的呢?我所知道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邓小平1980年7月去过一次三峡,那时长委的主任是魏廷铮,林一山原来的部下,他 陪同邓小平,把邓小平给说动了。怎么说动的呢?“三峡建成后,万吨轮船可以通重庆。”毛泽东虽然有“高峡出平湖”这样的诗人的浪漫,但是知道三峡事体之 大,到底没有敢干,我估计最后说服他的是军队的意见。50年代总理曾委托张爱萍将军,让他从军事的角度对三峡工程提出看法,他给中央的意见是:“不能建造 一个战争的目标。”这大概最后把毛说服了,毛毕竟是打仗出身。邓小平则是个“举重若轻”的人(周恩来对他的评语)。张爱萍告诉我,他专门跟邓小平谈过三峡问题,小平怎么讲呢?——“你胆子太小。”

  宋平跟我谈过1980年邓小平找他谈三峡的事情,他回答说:主要的问题是投资问题,国家没有钱,给挡回去了。后来邓小平一直鼓动着要 上,1982年论证了一个150米的方案,是两级开发,下边还要再修一级。我知道这个方案水利部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防洪有限,两级还需要重新勘察坝址,他 们不会干的。后来这个方案果然不了了之。1984年2月,水利部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枢纽工程的报告》,这个时候李鹏已经是 副总理了,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有一次邓小平接见外宾,接见后把李鹏留下来谈三峡,他问李鹏:为什么不上三峡?不是说修好以后万吨轮船可以直通重庆吗,为什么不修?李鹏说:移民问题很大,非常困难。邓小平就说:那好嘛,成立一个三峡省,不用四川、不用湖北安置,独立出来解决移民问题,由国家管起来。那个谈话记录很快就有人拿给我看了。我心里想,这不是在骗小平么!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干呢!南京的长江大桥,武汉的长江大桥,只能通五千吨的船,所以后来改称万吨船队。

  1985年3月5日,中央以“4号文件”的形式,正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水利部的副部长李伯宁被任命为三峡 省筹备组组长,这个人是应该记下一笔的,他对三峡“功不可没”。三峡省筹备组搞了一年多,搞不起来,叫做不三不四,都是穷地方,无法解决问题。最后中央领 导人把王任重带去看,王任重是最赞成、最积极的人之一,到三峡库区去了一趟,王也无话可说。这样一年以后,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了 《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三经办)的通知》,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本来,为了一个水电工程建一个省,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 三峡的工作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论证过程,算是他们那些人的低谷吧。

  这期间,最出名的反对派意见得到的传播,是戴晴在1989年编辑的那本《长江,长江》。这是一本文集,是孙越琦带队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在对三 峡作了为时38天实地考察后写的调查报告。报告写出后,原来答应刊登的媒体不敢登了。这里要提一个人:许医农,她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 优秀的女编辑。许医农常驻贵州一家出版社的北京办事处,她从戴晴那里知道了这本书后,立即与贵州的出版社老总联系,要老总授她全权在北京把这本书印出来。 “两会”召开的前几天,北京的一个印刷厂赶印出了5000册。戴晴很厉害,立即拿到当年“两会”代表们住的宾馆小卖部出售,还在“两会”召开的当天,在大 会堂旁边的欧美同学会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开这本书的发布会。这本书和戴晴的会外游说,直接导致了姚依林在那年的人大宣布:三峡工程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 人也很多,这件事五年不议。后来这本书由出版社大批印出,刚刚发行就被封掉了,中宣部要求全部销毁(后来在香港出版)。

  不是“五年不议”吗?后来怎么又闹起来了呢?还是李伯宁的“功劳”。中央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后,他当了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 任,1991年他经手了一部《三峡在呼唤》的纪录片,送给中央领导们看。王震看后落了泪,经过钱正英的动员,那年春节他在广州找了以张光斗为首的十个水利 方面的专家开了个座谈会,会后王震立即给邓小平、江泽民还有李鹏写了封信:“我看了《三峡在呼唤》录像片后,心情很不平静,找任重同志商量后,邀请了几位 著名水利专家、教授在广州进行座谈讨论,主要是听一听关于加快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听了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工程上马,即使三峡工程 近期上马,也为时很晚了,不能再作推迟。”有人告诉我,王震在会上骂我:李锐,这是一个反动分子。我说:怎么会是反动分子呢?大概说我是反对分子吧?他们就又去查,王震确确实实骂的是:李锐是个“反动分子”,不是反对分子。王震对我的看法我是知道的,他当面也对我说过:“李锐,你是我的死对头。”

  1991年“两会”之后,李伯宁又给王任重写信,说过去不允许宣传三峡,现在应该改过来,大力宣传。王看了就把信转上去,上边批示说可以进行点 正面宣传。5月份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主持召开“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工程宣传工作通气会”,传达了这个批示,这样一来,三峡上马的宣传就哄起来了。而反对意见 的发表渠道被完全封死,全是一面之词。

  “兴建三峡决议”是在1992年的全国人大通过的。那个被通过的三峡论证方案是怎么产生的呢?三峡论证原来由计委与科委负责领导,钱正英却设法 让他们退出,由水利部领导,由她主持。参加论证的400多个专家,分成15个专业组:经济、防洪、施工、地质等等,每组的负责人都是赞成上马的水利部的司 局长。像黄万里等反对派,就不让参加。论证不谈长江整体流域规划,就是独立地论证三峡工程:大坝的高程、规模,等等。三峡根本没有比较方案,是个孤案。论 证是怎么通过的呢?每个专业组就通过自己那个组独立的题目:防洪、地质、发电、船闸、经济,等等,就像是做单独的科研课题,各组只通过本组的论证题目,根 本不是将三峡当成一个总体工程来论证。即使这样,各组通过论证时,仍有九名专家、两名顾问和一位政府官员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是应该记住他们的: 陆钦侃(防洪组顾问)、侯学煜(生态与环境组顾问)、陈昌笃(生态与环境组专家)、程学敏(电力组专家)、方宗岱(防洪组专家)、何格高(综合经济组专 家)、郭来喜(综合经济组专家)、黄元镇(综合经济组专家)、覃修典(电力组专家)、伍宏中(综合经济组专家)、李玉光(移民组专家)、廖文权(移民组, 四川开县移民办主任)。人大表决之前,高层又做工作,让人大保证三峡方案获得通过。2002年2月份的《人民日报》登了一个消息:现在查出三峡库区两岸山 体有2200多处有崩塌危险,需要花40多亿将山体固定。这是开玩笑,山体怎么能固定?水是有浮力的,怎么去固定?楼的地基可以想办法改变,那个比萨斜塔 的地基也可以想办法处理,库区水一泡,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最后努力

  198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排除艰难,出版了我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约20篇文章,15万字。1996年,我将文章增加到近40篇文章,连同 附录,共45万字,大陆却没有出版社敢接,只能拿到香港出版了。我关于三峡问题的最后一篇文字是1996年4月写的,那是三峡开工后一年,给中央的上书, 希望三峡还是停下来,停有先例,丹江口停过工,葛洲坝也停过工。我说,现在还没有做多少工作,还来得及再研究。写好后先寄给朱基:你看一看,若同意的 话,请转送给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朱基给我回了电话,说:给江泽民看了,总书记要你照顾大局,以后不要再提反对的意见了。此后,我没有为三峡的事情再写 过文章和上书,到此为止了。但是那些反对三峡的人提出的减少危害、尽量补救的方案,我都帮助递给中央。香港版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封底刊有编者的长篇介 绍,其中引有我的一段话:

  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争论的历史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 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反复说过,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 自己的灵魂。”

  三峡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

  三峡是我这辈子反对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孙女忙忙说过:“将来三峡出了事儿,你要记住,你的外公是坚决反对这个工程的。”

  三峡我过去是坚决反对,到后来呢,我公开的意见是先开发上游:金沙江、支流,上游的水库可以排蓄泥沙,可以帮助防洪,让三峡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像 原来那么严重,再来考虑三峡什么时候修,需不需要修。实际上是想先拖住,拖得越久,很多当前说不清楚的事情,譬如卵石淤积问题,生态环境影响等等问题,就 更能看清楚,也就没人那么起劲了。所以,我并没有真正改变反对建三峡的态度。

  我前面光说了我和水电系统的人反对三峡,实际上,社会上反对三峡的人也很多,有很多是中科院的院士,像周培源、钱伟长,政协里面的反对派为首的是孙越琦,他原来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他两次带代表团去考察三峡,回来给中央报告坚决反对上三峡。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真的就不懂三峡的问题有多严重吗?我看,不能说 中央的领导人都不懂,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有再提三峡。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 工?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其他 人说什么都没有用,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特别是重大问题,听不得不同意见。黄万里这样的专家的意见谁也不听,他就来找我;我的意见,也是谁也不听,你有 什么办法?黄万里是2001年去世的,我记得9月8日遗体告别我去了,是从水电学会的会场上直接去的。那天开会我旁边坐的是张光斗、潘家铮。张光斗,黄万 里清华的同事,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头头这两个人根本没去。告别完了之后,我又回到会场继续开会,感慨无穷!我们这种体制、这种制度!从1949年以后,我 们国家的总体决策方式也好,建设路线也好,三峡工程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黄万里的命运是一个最具体的例子。鲜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正确的意见被否定,错误 的意见吃香;对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启用坏的。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是3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个世纪30年代,他对长江上游做过实地考察,研究过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动和河床因之变化的情况。他认为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加粗沙,是会移动的。

  三峡泥沙专题组的论证认为:造床卵石的移动量为零,而黄万里的计算是卵石年移动量不少于一亿公吨。他认为三 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尾水达重庆以上,长江流到这里时,由于水深增加,流速必然减慢,其中细沙可以漂游出坝,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卵石先是夹杂在粗沙之 中,最后则沉落在粗沙的后边,淤积在重庆以上的库尾,逐渐向上游漫延,直至淤积平衡,将两岸的平坝,就是好田毁掉,将长江在四川的四分之一的流域沦为泽 国,生态面貌完全改变,长江的航运也遭到破坏,因此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为此,他不断向中央上书。80年代三峡论证时,他两次到我家来谈他的意见,把他写的 文章拿给我看,文章的标题是《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曾在市政协会上正式提出反对修建三峡的报告提案:“三峡高坝祸国 殃民,请决策停修”,附文是:“请安排争辩”。在我家谈时,他还讲出这样的气话,如果三峡修了,出了问题,那就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跪三个铁人世代请罪。

  黄万里跟钱正英有亲戚关系,钱的丈夫是他的侄子。每年春节,他俩都到黄家拜年,可三峡论证,就不请黄万里参加。黄万里在清华被排挤,到85岁才 让他上课。黄万里是一个悲剧人物,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可以跟马寅初、陈寅恪并列,有独立的人格,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体制,就 是不能容纳这样的人。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趋炎附势的人成了大气候。当年三峡如果不是我劝阻,自是大灾难。三峡工程的负责人潘家铮 算是讲了良心话,回答“三峡最大有功人是谁”的问题时,他说:是李锐,是那些反对建三峡的人。

  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陈云找我:又在闹三峡,你赶紧写意见。1984年我继续向中央写信,还是陈云支持的,姚依林、宋平他们都支持。我的上书,邓小平也划了圈,那次水利部闹三峡,没闹成。1980 年,1984年,水利部两次折腾三峡,没有成功,还是中央内部起作用,两派人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邓小平也没有办法硬要一个人说了算。而1992年人大通 过三峡方案时情况就不同了。在政治大气氛下,人大的投票当然好走过场了。即使如此,仍然有177人投了反对票,弃权的664票,三峡工程以1767票,刚 刚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获得通过,已经是空前绝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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