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探索

当前位置: 分类 › 中国河流 › 正文 ← 返回首页

“长江双肾”的治理需转变思路

发表于 05/07/2017 中国河流| 转发给朋友 | 浏览次数:29 |

据中国媒体《经济参考报》报道,被视为“长江双肾”的洞庭湖、鄱阳湖,近年频现枯水季节延长、枯水期水位超低等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受近年枯水期影响,仅鄱阳湖周边受旱面积达250多万亩,成灾面积130万—190万亩,每年损失粮食3亿—5亿斤以上,水产养殖业受灾面积占鄱阳湖区养殖面积的63%。

更坏的情况是,由于一些湖床长期无水,侵占湖泊湿地建园区、盖房子、办旅游遂成常态。成群结队的挖沙船滥采乱挖,将湖床、河道破坏得千疮百孔;酷捕滥捞更是“竭湖而渔”。

长期枯水导致两湖环境净化功能不断降低,加上湖区周边企业的污染尚未根治,湖区耕地滥用劣质化肥,日益增加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已使两大湖水生动物灭绝品种增多,水生植被面积大幅减少,随时可能爆发各种生态灾难。

据专家分析,导致“长江双肾”综合病症恶化的原因很多。三峡蓄水以来,“江湖关系”就发生了剧变。三峡蓄水期长江干流流量明显减少,对两湖的水资源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人类用水增加、长江干流裁弯取直和气候变化等因素,都使得低枯水位提前、频发,长此以往,大湖变草原,大江变河沟,“沧海”变“桑田”也为期不远了。

诚然,两湖地区都开始加强治理,如湖南今年4月推出洞庭湖水环境专项治理的十大工程;而江西也计划启动湖泊管理、内湖水环境修复、重点城镇生活污水系统完善、乡镇固体垃圾收集转运等项目。但对湖泊的枯水和污水的治理,中国在经验、技术和管理方面均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相对来说,美国和日本都曾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有一些原则性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来治理“长江双肾”,更需要依靠法制的力量。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不仅是进行湖泊治理的依据,更是进行可持续治理的关键。比如日本在1970年代,不仅国家层面早有《公害对策基本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针对琵琶湖水污染治理,还陆续推出了《琵琶湖环境保全对策》《关于防止琵琶湖富营养化的相关条例》《推进生活排水对策的相关条例》等一系列法规。这些法规不仅让治理与保护走上法制轨道,更保证了治理的延续性。

其次,不能只依靠政府,要动员全社会参与。“长江双肾”的湖泊资源有经济属性,更有公共属性,属社会公共产品。虽然对湖泊治理,政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两大湖跨越多个县市,治理涉及多区域、多部门管理问题,不同的地方政府与部门间也存在利益之争,这些都会降低政府治理效果,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要确立跨域治理观念。

比如,美加两国在治理五大湖污染时,就成立了国际联合委员会,这是一个跨国的、相对独立的非营利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站在独立、公正的立场上,对涉及多方利益的水资源问题进行调解和仲裁,并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此外,还有五大湖渔业委员会,负责保护湖区生物多样性;五大湖州长理事会,负责协调五大湖区 10 个州、省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非营利组织通过跨域协调,成为五大湖主要的治理主体,最终获得了成功。中国在治污时,除了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还需调动企业、民间组织、社会公众等的共同参与,只有全社会合作,才有综合治理的可能。

其三,建立全社会的协调合作机制,是能否治理成功的关键。在治理“长江双肾”的过程中,政府、企业、民间组织、民众都是治理主体,如何在各个主体内部建立协调机制、在各个主体之间构建合作机制,决定了治理效果。即使是起主导作用的地方政府,内部也牵涉到环保、水利、交通、国土资源、卫生、农业渔业、发改委、旅游等多部门的合作问题。这些部门之间有无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能否形成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将直接影响到湖泊治理的效果。建立独立的、超越部门或地域利益的第三方协调机构同样关键,这样才能形成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互相监督与共同管理。

其四,湖泊治理是一个漫长的工程,不能有一蹴而就的想法,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日本琵琶湖的治理用了35年的时间,而北美五大湖则104年才宣告治理成功。

其五,对“长江双肾”流域的民众进行环境教育也很重要。环境教育与公众参与,是湖泊治理与保护的重要内容。如,日本琵琶湖管理部门就要求对流域的所有学生从 13 岁起就要进行环境教育,设立琵琶湖教育基地,供学生进行水质测定,并配备有专门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教师,有专门船只供学生上船学习考察。环境教育是保护环境最重要的力量,因为它能唤醒民众的保护意识,使民众随时采用最直接的措施,来管理和保护自己的环境。

总之,“长江双肾”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地政府要有从单湖治理向“全流域治理”转变的意识,法律制度、管理措施与科学技术等多种手段并用,才可能让“长江双肾”的生态环境有所改观。


除非注明,本站文章均为原创或编译,转载请注明: 文章来自三峡探索← 返回首页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