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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 “消失”的冯军和污染受害者救助困境

发表于 02/10/2017 环境与法| 转发给朋友 | 浏览次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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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记者 苑苏文 实习记者 杜偲偲)冯军一家和他的20亩鱼塘消失了,消失在了马路对面河北大厂金铭冷轧板带公司(下称金铭公司)和廊坊神华工贸有限公司(下称神华工贸)的眼里。一同消失的,还有其他100多户廊坊大厂县夏垫镇的村民,他们居住在这两家轧钢厂周围500米内,但被忽略不计。

  两家钢厂采用冷轧技术,向四周释放噪音、粉尘和酸水。在2004年审查通过的金铭公司环评表中,虽然描述了附近的住宅区,但最终认为项目对环境几乎没有影响。而在神华工贸2006年通过的环评表中,直接否认了周边有居民的存在。

  1998年开始,冯军在夏垫镇化肥厂旁承包鱼塘,2001年,化肥厂原址建起金铭公司,与冯军家住所相距约30米,2006年,紧邻的神华工贸刚投产,长女冯亚楠牙床和腮帮子肿了,并被诊断为急性白血病M5型,二女儿也出现了白血病症状。2007年,大女儿去世。

  工业废水顺着尹家沟排向不远的鲍邱河,白血病的消息不断出现,其中不乏冯氏姐妹的同龄人。冯军说,自家井里抽上的水越来越不好喝,他找来卫生防疫站化验自家井水,发现重金属超标。

  2008年起,冯军将金铭公司、神华工贸诉至法院,但一审、二审均败诉,申诉至河北省高院仍然失败。败诉原因都是证明污染与患病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

  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冯军在2015年获得两家公司的环评表及环评批复,却发现二里半村、齐家屯村等多个居民区并未被记载在内,也不是对轧钢厂环境影响评价的考量因素。两项环评都提到500米区域内无“水源地”,但冯军一家搬至鱼塘后,他们的饮用水井距工厂排污管道仅十多米。

  冯军向廊坊市环保局、河北省环保厅和环保部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环评,但均被驳回。之后,他将河北两级环保部门告上法庭,诉廊坊市环保局批复违法、河北省环保厅因复议程序违法。不过冯军被认定不符合行政诉讼的主体条件,经申诉,河北高院指令再审此案。2017年4月,廊坊市中院开庭重审冯军是否具备诉讼资格,5月9日裁定书下达,确认了他的资格。(参见财新网《死磕十年:“癌症村”村民诉河北环保部门再审开庭》)

  开庭前夕,廊坊市环保局和河北省环保厅追加了第三人北京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廊坊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三家环评机构,以及金铭、神华两家企业。

  9月20日下午2点,此案在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冯军身边无代理律师,只有一位环保志愿者充任代理人,在他们对面,被告和第三人方共7方10人,几乎把旁听席坐满。

  这是一次长达四小时的庭审,分为四个争论焦点,分别是:冯军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原定法定起诉期限、廊坊市环保局对两企业的环评批复是否合法、河北省环保厅作出复议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冯军的损失及金额。

  此次终于得以聚焦环评,但争论不时陷入混乱。法官当庭提出调解,冯军与被告均表示同意,两家企业的代理人却表示拒绝。这是冯军第一次在法庭上同意调解,庭审结束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疲倦。

  “我感觉心里空了,精神上的磨难比肉身上的更痛苦。”他说着话,把卷着边的诉状等手写材料按顺序摆好,装进包里,塑料壳的单肩包拉链已坏,里面装着一个大号水壶。

  消失在环评里的居民

  和4月开庭重审他的诉讼资格时相比,冯军瘦了一大圈,脸也晒得红里发黑。他把整个夏天几乎都花在了二里半村的宅基地上,痊愈的二女儿到了成家的年纪,冯军与妻子分开多年,没有稳定收入,建房只能亲力亲为。

  鱼塘早就没有了。2006年,大女儿冯亚楠患病不久,冯军从鱼塘撤出,得到了征收方金铭公司支付的45万元建筑物补偿。他说,这些钱几乎全用来给女儿治病了,变故发生前,鱼塘每年能带来三四万元收入。

  此前,冯军和许多村民都上访反映过“厂子太近”。2007年,冯亚楠死亡后,金铭公司赔偿了1万元,条件是把他在鱼塘附近打的饮水井封上。

  两个位置相邻且生产工艺相同的工厂,在不同环评单位制作的各自的环评表中,对周边有无居民区、是否需要卫生防护距离的描述出现了矛盾,而这两种对周边环境截然不同的描述,却同样被廊坊市环保局验收通过。

  工厂离居民区有多近?是否合理?这是9月20日庭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关系到廊坊市环保局批复的两环评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是否合法,也关系到工厂是否确实影响到了冯军和其他居民的生活。

  北京大学、中国环科院联合编制的金铭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在“社会环境简况”部分写道:通过对厂址所在区域的现状调查,在该区域内目前无人口稠密区。但在“主要环境保护目标”部分,又指出“项目南厂门(隔路)有住宅区为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

  但周围的居民并未没有成为了“保护目标“的感觉。一份落款为2015年10月3日,附有12名居民签名并摁有手印的上访材料称,在金铭公司轧钢厂南侧25米左右,有一个大约70户的居民小区,自从2000年工厂投产,此小区居民便深受轧钢和运输汽车的噪音侵扰,此外,工厂还制造了空气污染,“空气中弥漫着酸的气味”。

  冯军方认为,金铭公司的环评表过于简单,其中仅标注“500米区域内无水源地、自然保护区、景观区”,而没有指出如何保护其中的居民。但被告第三人中国环科院辩称,此环评表的编制符合当时标准。

  在廊坊环科院同期编制的神华工贸的环评表中,对周边客观环境的描述与金铭截然不同。在其“主要环境保护目标”部分写道,选址地区规划为工业用地,周围区域无居民、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

  神华工贸与金铭公司一墙之隔,同为冷轧钢项目,生产工艺类似,只是规模不同。环评“打架”让事实更难辨别。

  冯军方认为,这至少说明其中一方存在问题,他们倾向于认为神华环评表中所说的500米内无居民区“涉嫌造假”。而廊坊市环保局作为两份环评报告表的审批单位,并没有核实500米范围内有无居民区。“这是一个重大的漏洞,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河北省环保厅应对该行政行为进行撤销。”

  被告方廊坊市环保局代理人称,由于两企业在报环评时,能够体现出其生产工艺并不会产生砷和锰等污染物,所以不会对附近的居民的健康产生影响。编制金铭公司环评表的中国环科院表示,“今年特地去现场看了,现场查看情况与当初报告表中描述基本一致。”

  作为神华工贸环评表的编制方,廊坊市环科院对此并未发表意见。

  合乎标准却隐含问题

  按照2002年10月13日发布的国家环保总局令第14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环科院代理人称,金铭公司和神华工贸的冷轧钢项目只需编制更简略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而不是环境影响报告书。

  此外,这一标准中所规定的环境敏感区中“需特殊保护的地区”,只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等,不包括居民区。

  财新记者查询这一名录发现,在环境敏感区的划分中,“人口密集区”也包括其中,但如何判定居民区人口是否密集,并未多做规定。

  庭审上,另一环评编制方北京大学代理人补充道,金铭公司附近的居民点并不是大厂县规划中的集中居住区,而是属于规划的经济开发区,因此即使有居民,也并未被列为敏感区。“不是有五户或十户这样的个别住户嘛,那也是要保护的,需要描述出来,但不是环境敏感目标。”

  定义的模糊背后,是中国尚显年轻的环评体系。2003年,中国首部《环评法》生效后,“分类名录”迅速迭代。上述2002年版的名录于2008年被代替,最新版在2015年推出,代替了2008版。名录中的各项定义迅速细化。

  通常,环评单位会给根据企业的排放数据,详细地计算出卫生防护距离,并要求搬迁防护距离内的居民。

  “冷轧有粉尘,油雾,颗粒物,还可能有酸雾,这些都需要设置防护距离,另外轧钢厂还有噪声防护距离的硬性要求,中型的是300米。”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评专家告诉财新记者。“如果没有确定卫生防护距离,那就是环评有误。”

  但北京大学代理人辩称,卫生防护距离是针对无组织排放设立的。涉案的公司不涉及无组织排放,所以没必要设置卫生防护距离。中国环科院代理人辩称,是否设立卫生防护距离没有法律和行业依据。

  污染与患病因果死结

  囿于医学水平发展,白血病诱因模糊不清,因此无法100%确定是周围工厂的污染导致冯军女儿患白血病。这是是冯军在此前多年与工厂的民事诉讼中,屡屡败诉的原因。

  但他已能初步锁定有害物质。2006年3月27日,神华工贸试运营期间发生了几次明显的污水直排事件后,距离约1公里的夏垫镇二里半村村民将饮用的井水送去河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廊坊分中心检测,结果显示: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送检水样总砷超标2.95倍,总锰超标3.8倍。

  在两家企业环评中,并未载明冷轧钢生产流程中会产生锰、砷等物质。庭审中被告代理人同样否认此点。但在2006年12月4日,大厂县环保局对金铭公司总排水口进行废水检测,却发现其中含有重金属砷、锰,只是并不超标。

  2006年12月13日,冯军单独找到大厂县卫生防疫站,对自家“原鱼坑北侧井”中的生活饮用水进行检测,获得了同样的超标结果。盖有公章的卫生检疫报告显示,所检水样中锰、砷、氟化物、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2001标准要求,其中锰含量超标8.2倍,砷含量超标1.4倍。

  饮用水中不可能天然存在过量的锰、砷。冯军方向法庭提交的陈述词中写道,检测结果出来后,上访的村民询问了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对方不止认为“污染厂房离居民区太近了,本身这个厂子放在居民居住地就是矛盾事”,还推断称,“一旦发现井水所含物质,与厂方工业废水所含物质相吻合。不管他达不达标,所有损失都要赔,同时不排除他偷排偷放,直排直放的可能。”

  但这一推断在冯军向企业索要赔偿的民事诉讼中没有得到支持。法院对冯军提供的防疫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予以采信,同样采信了环保局对工厂“废水排放达标”的检测,但最终驳回上诉的理由为,冯军未向法庭提供其女死亡的身体里含有多少砷和锰,只是提供了医院的证明,证实其确实患有M5型白血病;冯军也无法证实其女喝了井水、并因此导致死亡。

  法院的倾向令这起环境污染侵害人体健康的案件成了死结。其最终认为,白血病病因很复杂,应当有权威医疗机构的鉴定才能证明冯军之女的发病原因。

  冯军告诉财新记者,北京的医生虽然私下告诉他,女儿得白血病是因为环境污染,但拒绝出具证明,也没有权威鉴定机构愿意为他出具报告。他仅有的,只有2007年大女儿因白血病去世后的一张死亡证明。

  他坚信两个女儿的白血病并不是巧合。大女儿死后,他和附近的村民统计出一份近10年来夏垫村因白血病和其他癌症致死的30人名单,交给媒体曝光。但法院并不采信媒体报道。

  “第三种可能”

  因果关系有三种可能:有、没有、以及因果不明,即当原被告双方都穷尽了所有手段都没办法证实或者证伪,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大量存在,尤其在环境而受损害的病人当中。

  理论上,第三种因果关系在法律上在有其解决方法,即“举证责任倒置”。这一原则在中国的《侵权责任法》上有所规定,令受危害的原告处于有利位置,而把不利的举证责任加予被告。世界各国涉及环境污染、医疗侵权等特殊侵权案件普遍用此原则。

  这意味着,受害者只需做到初步举证,这之后涉污染企业必须自证清白,如果无法排除污染和病的因果关系,就应倾向于企业承担责任。

  在最高人民法院环资庭对环境资源十大典型案例的权威解读中,有一起类似案例:一养殖户因其中华鳖死亡诉丹东海洋红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侵权,最终法院认为,本案海洋红公司未完成中华鳖死亡与其实施的风力发电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但实际上,类似获得赔偿的案件并不多见。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一位律师介绍,涉及财产的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有胜诉案例,因为财产损害从科学角度更好认定,且案件敏感度相对较小,但涉及人身伤害的环境污染纠纷虽然呈上升态势,不过未了解到“有得到司法确认胜诉或公开协议赔偿的”。

  北京盈科律所律师曾祥斌泽指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偏向污染受害者的立法取向并没有得到落实,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往往不被采用。

  不过政府并不承认该地癌症高发。庭审中,廊坊市环保局代理人出具了大厂县疾控中心情况说明:冯军所在的夏垫镇二里半村恶性肿瘤死亡率是57.3/10万,远低于卫生部2006年开展的第三次死因回顾性调查135.88/10万的全国水平。

  为了证明环评表中“无水源地”的正确性,廊坊环保局代理人又出具了一份大厂县环保局的情况说明,指出大厂县并不是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对于居住情况,两家企业的代理律师也质疑称,冯军承包了企业马路对面的鱼塘,但他的宅基地在距离更远的二里半村,无法证明他居住在鱼塘里。

  2人对10人

  三年间,从广阳区法院到廊坊市中院再到河北省高院,再返回到廊坊市中院、广阳区法院。冯军对阵环保部门的“民告官”案经过了三级法院,走了四个程序。在省高院指令重审之前,他一直因诉讼时效问题被法院拒之门外。

  今年4月13日,廊坊市中院重审了冯军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此前,法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的做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的一般起诉期限,及五年的最长起诉期限,由于两份环评报告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做出,已经超过期限。但冯军坚持认为,《行政诉讼法》还规定起诉期限可以从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他直到2015年才第一次得知环评报告有问题。最终,廊坊市中院确认了冯军的资格,此案一审得以在广阳区法院开庭。

  此次庭审,冯军的诉讼资格仍是被告质疑的焦点。冯军无代理律师,仅有一名志愿的公民代理人。他们对面坐着被告和第三人7方共10人,包括三名代理律师。在辩论中,不懂法的冯军难以清楚表达观点。

  冯军的代理人表示,“虽然在庭审前的几天组织了一场主要由律师参与的线上研讨会,并且针对案情单独咨询了一些专家、律师,以寻求庭审策略,但没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我,在庭审时能够给予的专业支持实在有限。”

  冯军的弱势或是制度原因。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资源能源法委员会委员夏军说,他代理过许多海洋渔业污染案件,与代理涉及人身伤害的案件的诉讼体验很不一样。“因为渔业的主管单位是农业部门,与环境污染无关,所以自有一套监测、评估、执法体系,更多的是想保护渔民和渔业生态,不怕污染事件被揭发。”

  “娃娃鱼和中华鳖,都会享受到比这些环境病人更高的对待。”他建议,陆地上的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应该交由卫生部门鉴定和负责。“最害怕就是有利益纠葛,环保部们对于污染的产生负有责任的,但又要让他解决污染造成的人身伤害问题,这就造成了冲突。”

  “环境有没有污染,是环保部管的,这个人有没有得病,是卫生部管,但是污染和病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没人管。要想管,就必须把这两个部门衔接好。”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建议,“卫生部门、科技部门、环保部门应当一起建立起鉴定标准,来确定如何认定镉污染、铅污染等。”

  多位法律人士指出,无论在诉讼鉴定过程,还是从政府、社会层面人道主义的帮助当面,都缺乏完善的制度。“政府没有专项资金投入,对于污染受害者的医疗救治援助没有一种制度化的安排,社会也没有一种常态化的救助机制。”夏军说。

  最基本的问题是,“没有人来鉴别和确定这种公害病”。

  曾祥斌指出,环境病的鉴定技术要求高,在邻国日本,医生与专家在此类环境病案件当中起着关键作用,医生与专家与社会组织、公众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中国,缺乏体制外的权威第三方司法鉴定力量。

  “或许调解是当下冯军维权最好的解决方案。”庭审结束后,冯军的公民代理人说,“但污染受害者救助制度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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