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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垃圾不围城

发表于 2017年22期 走出中国| 转发给朋友 | 浏览次数: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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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告别田园般的自然经济生活后,人们为各种需求和欲望不断制造着垃圾。一边是无穷无尽的欲望和不断增长的垃圾,一边是城市土地、空间等资源的剧减,垃圾围城这只巨兽正入侵着各个城市。

新加坡,一个700多平方公里的花园城市,500多万的人口,每天产生垃圾约21000吨,人均日产垃圾7.6斤,但是,这里垃圾不围城。

去过新加坡的人,几乎无不称赞新加坡的整洁和干净。从机场到商场,地面干净得发光。公共洗手间有足够的卫生纸,无需清新剂也闻不到异味。街道里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可回收、不可回收,瓶子、纸张,清晰无误。路上花草繁多,树木繁茂,落叶、纸屑及时扫除。每一个社区里,每一栋组屋下,垃圾车按时来分类、回收、运走。

我很好奇,新加坡是怎么驯化这只不断抢占、侵蚀城市的巨兽的?花园城市与工业化、现代化为何能如此并行不悖?访学的三个月,我边观察边展开系列采访,试图一探究竟。

挑战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夫人一本《寂静的春天》列举了大量环境污染事实,环保意识和运动兴起。那时的新加坡,还是英属殖民地,人口稠密,人们生活艰苦,卫生条件恶劣。

1965年,新加坡无奈独立。建国之初,战战兢兢,危机四伏。环境更是不堪入目,垃圾遍野、道路又脏又臭,棚户区林立、蚊虫肆虐。三分之二的人住在贫民窟里,人均收入不到512美元。人们温饱都成问题,谁有心思去管环境,去思考垃圾?

小国寡民,资源匮乏,环境破坏,新加坡以何生存、发展?在《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1965-2000,新加坡历史》一书中,李光耀讲述了他的规划,“独立后,新加坡一直在探索如何在第三世界中鹤立鸡群的方法,那就是打造一个干净、绿色的新加坡。”

环境保护问题从来是说来容易,做来困难,尤其是面对经济发展的急迫性和利益的诱惑时更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以“居者有其屋”的组屋政策,带动新加坡全面建设,工业迅速发展,但同时导致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各种工业垃圾陡增。

1972年,美国的梅多斯发布了《增长的极限》报告,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5项基本因素的增长,全球增长将于21世纪的某个节点达到极限。报告一出,争议鹊起,一时间人们感觉未来命运阴云密布。

也是在这一年,新加坡正式成立了环境部。政府提出“洁净的饮水、清新的空气、干净的土地、安全的食物、优美的居住环境和低传染病率”等环境目标。

“我们只是一个弹丸小岛,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深受其害。”新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坦言。可以说,新加坡的脆弱性迫使新加坡建国之初就有深深的危机感,而危机感又决定了李光耀对新加坡长久发展的规划,并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先发展再治理的模式。

回收

 

随着城市化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及欲望的不断增长,垃圾如影随形,垃圾巨兽亦步亦趋。回收利用、焚烧和填埋是城市打怪的主要手段。

1996年,新加坡出台新的垃圾收集法,在每座新建组屋中和有条件进行改造的组屋设置中央垃圾收集槽,收集生活垃圾,垃圾丢入垃圾箱后将自动被压缩入垃圾收集桶内,密封运走。

2001年,新加坡的组屋、有地住宅、商店等垃圾的收集、运输产业全部实行私有化,SembWaste、VeoliaES、Colex和800super四家公司中标后全面接管垃圾处理。

2007年,《新加坡产品包装协定》全国推行,商店使用更小更少、可再循环材料作为包装,同时每个小区投入分类垃圾箱,由垃圾收集公司回收,今有生活垃圾回收公司400多家。

2014年,新建的组屋设置新型中央垃圾收集槽,回收槽伸入每家每户,上门回收、焚烧、填埋,每一步都在大家长式的管理思路下严谨而有效地设计、执行。

目前新加坡的工业和商业垃圾中,99%的建筑及拆卸废料、97%的工业铁渣和有色金属、77%的木料、54%的废纸、48%的园艺业垃圾和11%的塑料都已实现回收利用,总体回收再利用率高达61%。

可喜的数据与其说来自每家每户的合作,不如说是大家长式的管理思路下,回收工作细致到每家每户及其厨房。

马里士他社区的Giffard大厦里,住了20多年的Willie自豪地展示组屋改造时新建的垃圾回收槽,就在厨房左侧,30厘米长25厘米宽的银色盖子,拉开盖子,厨余垃圾就可往里面倒,“简单方便,垃圾袋都省了。”从客厅到三个房间,除了洗手间,只有餐厅里放着一个垃圾桶,桶里并无垃圾。

组屋楼下设置着纸张、塑料、玻璃可回收垃圾箱,社区也会给每家每户发垃圾回收塑料袋,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人上门回收。偶尔,也会有组织在社区里展示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然而,楼下衣物、纸皮的垃圾箱经常空空如也,Willie说原因很简单,“现在每层楼的楼梯口甚至每家每户都有垃圾槽,全部垃圾倒下去,太方便了。” 我离开的时候Willie追出来补充了一句,“其实,政府做得够多了,分类、回收都有很详细的指引,只是我们新加坡人太喜欢方便了,一倒什么都了事了。”

太喜欢方便,太懒了,这导致了生活垃圾的回收中,从2004年的18%回收率到2016年,12年间也只提升到了21%。

焚烧

 

“我们知道很难让市民自觉持续地回收,只能不断地设置各种条件和设施,让回收更方便。”不止一个环境局官员如此抱怨。无法坐视“垃圾围城”的危险日益临近,多方考察研究后,新加坡借鑒了日本和德国的经验——以焚烧为主。

“其实,垃圾焚烧是目前较好的垃圾处理方式,一来它能尽最大可能地减小垃圾的体积,减轻填埋负担,二来它能产生热,热能可回收或转换为电能。”曾负责胜诺哥、大士南焚化厂,在废物与资源管理领域工作了19年的环境局总工程师李友明说。

楼下,VeoliaES的垃圾车正好装载完毕,拉着垃圾前往焚烧厂。为此,住家需每月向它们支付垃圾收运费。组屋、有地住宅、商店、企业收运费的标准各有不同,但都与水费、电费一起缴纳。

李友明介绍,新加坡现有4家焚化厂。第一家垃圾焚化厂乌鲁班丹在1979年设立,运作期间,垃圾运输车密封性不好,有臭味散出,曾有投诉,此后引进德国技术,设备也不断得到完善。

最大的焚烧厂大士南焚化厂给我分享了他们的焚烧过程和废水、废气、废料处理方式。焚烧厂设有中央控制室,通过数字控制系统监控焚烧各个环节。运来的生活垃圾先是被倒入30多米深的卸料槽,大型抓斗将垃圾送进熔炉中焚烧,生活垃圾含水量大,焚烧温度需控制在850-1000℃;焚烧中产生的水蒸气则会通过蒸汽涡轮发电机进行发电。

“大士南焚化厂每天可以发电1600兆瓦,其中20%自用,80%可以输入电网。四个焚化发电站出来的电力,能提供了全国2%-3%的电力。剩下的废水会经过初步处理后送污水处理厂。”

至于人们最担忧的废气也有三个步骤处理:先是高压静电除尘器过滤掉约90%的粉尘,再是注射熟石灰粉来处理氯化氢和二氧化硫,最后使用催化剂分解二噁英。

“新加坡所有垃圾焚烧厂都配备了二次污染控制系统,废气排放量法律许可的极限值为1%,二噁英含量少于01.微克/立方米,粉尘少于5微克/立方米。我们24小时检测废弃排放量和二噁英含量,检测报告全部对公众开放。”李友明解释,焚烧厂都远离居民楼,而且焚烧厂从来无烟无味,民众和舆论都能理解和接受。

经过焚烧处理,垃圾的体积将缩小90%。不可焚烧的垃圾以海运方式转移到距离新加坡本岛以南约8公里的实马高岛。

填埋

 

从新加坡本岛出发,乘船只需要20分鐘,我就来到了实马高岛。实马高岛由旧实马高岛和锡京岛衔接组成,也是世界首个主要采用无机废料,即来自新加坡四个垃圾焚化场的灰烬,连接建成的小岛,日填埋量约2000吨。

远远看去,小岛被植被包围,李友明介绍,那是特意种的几百亩红树林,“红树林对海水水质极为敏感,如果海水受到污染,就会有大片红树林死亡。我们特意种上了来检测安全。”

垃圾转运站在锡金岛上,这是一座厂房式的浅蓝色建筑,五六层楼高,四五十米宽,运送垃圾的船可以直接驶入转运站内。焚烧后的垃圾灰和垃圾碎末混合一起倒入转运站的填埋坑,压路机进行压实并盖上30厘米厚的泥土,打成坚硬的块状,运到垃圾填埋区。

填埋区被分隔成大小不一的小区,填埋前先封闭水道,防止垃圾外溢,然后将海水抽干,再开始埋置。填埋后上面铺上泥土,种上棕榈树或者其他植物。我们路过旧的填埋区,那已经成了公园,新的也野草繁茂。宣传资料称,这里有700多种不同种类的动物和植物,其中还包括珍稀物种大嘴鹭、马来西亚环颈鸻。

“水域四周的堤坝都添加防透膜和黏土,确保垃圾填埋物不会渗透进海中,”李友明解释,工作人员会每月取样监测岛周边海域的水质,“濒临灭绝的中国白海豚经常出现在附近的海域里。”

“起初也有环保组织担心它会污染海水影响生态系统,但你看那么久过去了,监测数据没有问题,岛上的生态环境也没有遭到破坏。这里还有鱼塘,养的鱼直供澳大利亚,好贵,我都吃不起。”

填埋场没有成堆的垃圾,没有异味,没有苍蝇围绕,取而代之的是花园、小农场、鱼塘、红树林,群鸟阵阵,凉风习习,可漫步、垂钓、野餐、观鸟,好一个舒适的旅游景区,若不是远处厂房式建筑和运作中的垃圾车、压实机,几乎没有任何垃圾填埋场的痕迹。

综合活用垃圾填埋场不是新鲜事,日本就把垃圾场改建成如今的关西国际机场。但把垃圾填埋场变成生态环境旅游景区,也只有新加坡了。

惩罚

 

新加坡最大的约束是土地,填埋需要大量的土地做支撑,必然不是新加坡能承担的。在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才是王道。

在新加坡,很容易发现,无处不在的除了蓝天、绿树、各样回收垃圾箱,还有各种罚款告示。

公路上乱扔烟蒂,罚款1000新元;随地吐痰、攀花折木、破坏草坪、驾驶冒黑烟的车辆都要罚款;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仍可以看到“乱扔垃圾最高罚款1万新元”的告示。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新加坡的骄傲之一,这也是新加坡驯服垃圾巨兽一大法宝,这些法律法规对新加坡垃圾的收集及处理作了详细的说明与规定,并对违反者出台了罚款、鞭刑、坐牢等严厉惩罚。建筑垃圾需要专门处理,否则罚款;商场需每年制定垃圾减量计划,并提交政府,否则罚款,未完成的也要罚款。

惩罚不仅对企业,也罚个人,有些执法之严厉到了“不近人情”地步。追溯起来,建国之初,新加坡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都不尽如人意。环境法推出之初,市民并不当回事,照样乱扔乱丢。

剑桥大学法律出身的李光耀,性格极严谨,他深知法律的约束和警惕作用,他本人构思并强力推行,从严执法:首次乱丢垃圾者,罚款1000新元;第二次被控乱丢垃圾者,罚款2000新元;而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最高罚款5000新元。2014年2月17日,新加坡国会通过的新方案,在此基础上又翻了一番: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的最高罚款将从5000新元增加至1万新元(约合人民币4.81万元)。

同时推出的还有“垃圾虫劳改法令”,乱丢垃圾的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

此外,新加坡把禁止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说粗话脏话等都写入法律,制定了罚款标准。

严厉的惩罚使民众不敢冒险顶风作案,约束立竿见影。

有人调侃,新加坡的花园城市是罚出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不文明行为,以依法治理,金钱惩罚及进行道德谴责,或许是新加坡文明素质得以快速提高,公序良俗良好的一大法宝。

确实,严厉的惩罚下,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跨越过程中,新加坡并不曾以牺牲本国或周边环境为代价来换取高速发展,快速打造了花园城市,这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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