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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 / 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红层方山上失落的古城要塞群

发表于 01/04/2018 中国环境| 转发给朋友 | 浏览次数: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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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年(宋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漠北斡难河(今鄂嫩河)竖起九脚白旄纛,拜受“成吉思汗”称号,建立大蒙古国始,仅用了十六七年,便占中亚、越高加索、跨克里米亚半岛、抵第聂伯河,横扫欧亚大陆;21年后灭西夏;28年后灭金朝。然而,蒙古对偏安的南宋王朝,自1235年(宋端平二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始,至1279年(宋祥兴二年)崖山海战最后一役止,浴血45年才告得手。这其中,南宋在四川盆地的山城堡垒战,对左右战争局势、延长宋朝统治,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位于重庆云阳县双江镇爱国村的盘石城。史书曾记载:“盘石城者,夔门之砥柱,东川之保障也。“盘石城又以”石城烟雨“被列入云阳八景之中,是南宋时期四川最早建成的要塞之一。郑云峰摄影

 

1259年(宋开庆元年)夏,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以骁勇善战著称的蒙军大将汪德臣,均在蜀中前线的钓鱼城下负伤,相继殒命于嘉陵江温汤峡。临终时,蒙哥汗愤恨不已:“我之不治伤疾皆源于此城也,我去世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重庆合川钓鱼城之护国门。范晓摄影

 

为什么蜀中这些星罗棋布,看似并不起眼的城堡,竟然让纵横无敌的蒙古铁骑也断鞭折戟呢?我在四川盆地的自然与人文考察中,探访了这个古城要塞体系的许多重要之地,力图从地理背景的角度去寻求答案。

 

天然自成的形胜之地

 

蜀中的南宋古城要塞,皆依托红色丘陵中的方山而筑。而这种红层方山地貌,是四川盆地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独特地貌。

 

 

远望四川蓬安运山城所在的红层方山。方山顶部有厚大砂岩构成的数十米高的悬崖,状若天然城廓。范晓摄影

 

构成四川盆地红色丘陵的岩层,皆为恐龙时代的侏罗纪、白垩纪时,内陆河沼湖泊中的沉积物。当时盆地里气候湿热,泥沙沉积物中的三氧化二铁大量富集,所以使岩石带上了鲜明的红色,而后这些岩石作为丘陵的基岩,被侵蚀暴露于四川盆地,人们便把这套岩层称之为“红层”,把四川盆地也称为“红色盆地”。

 

 

四川犍为紫云城所在的红层方山周边的悬崖。范晓摄影

 

由于红层中常含有厚大的砂岩层,它比红层中的泥岩层抗风化能力更强,加上四川盆地内的岩层少有褶曲,多呈水平状,因此在长期的风化侵蚀中,这些砂岩层多残留在山丘顶部,形成山顶平阔、四周峭壁围绕的方山,状若城廓。由于这些砂岩层的厚度一般都可达到二、三十米,厚者可达五、六十米,因此方山周围这种数十米高的垂直峭壁,远比人造的城廓更为险要,更加易守难攻。而且,砂岩层是良好的含水层,凿井取水不是难事,平阔的山顶也适于农耕,可屯田以自给,这就给建立能长期固守的军事要塞提供了优越条件,从而使看似不起眼的红层方山,更胜于盆地周边的、以及川东平行岭谷中的高大山岭,成为更适合凭险据守的天设之地。

 

 

重庆合川钓鱼城奇胜门至镇西门之间的陡崖。山下为嘉陵江。范晓摄影

 

 

重庆合川钓鱼城山顶平台上的水塘。这些水塘以及水井提供的用水,足可使红层方山上的堡垒在战时长期坚守。

 

四川盆地这些方山中的一些出类拔萃之地,实际上早在南宋以前,就多被僧家看中,在方山顶上建寺立庙,成为信徒朝拜、香火繁盛之所。而这些方山的军事价值,在面临危难的多事之秋,又为杰士名帅慧眼所识之后,终于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焕发出了一道十分耀眼的光芒。

 

 

重庆合川钓鱼城的唐代石刻卧佛,利用了厚大的砂岩层加以开凿。范晓摄影

 

 

堡垒在惨痛浩劫之后催生

 

宋代时“蜀”或“四川”之行政及地理概念,与今大不相同。北宋时四川最北边的利州路包括了文州(今甘肃文县)、兴州(今陕西略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洋县),蜀之北界的一部分在太白山一带的秦岭主脊。南宋时,因秦凤路、永兴军路(今甘、陕主体部分)大部为金朝所占,宋廷把秦凤路、永兴军路残存的部分划入利州路,并把扩大了的利州路分为利州东路和利州西路。此时,蜀之北界已全面推进到作为嘉陵江—汉江与渭河之分水岭、也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水岭——秦岭主脊。而汉中盆地之于蜀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成都平原(蜀汉的刘备当年立国之初,自称为汉中王,也许有此种地缘的考量)。宝鸡与凤州之间的大散关,牛岭关等,为蜀之外口,而沔州(今略阳)、西县(今勉县)以南沿大巴山、米仓山山隘分布的鸡冠隘、阳平关,为蜀之内口。二者之间还有扼沔州、兴元之北门户的七方关、白水关、武休关等隘口。

 

 

四川乐山九顶城的南门炮台,它是在残存的原炮台的基座上重建而成,当年此炮台可控制岷江水路以及九顶城南侧的陆路。王家福摄影

 

金朝在对南宋的作战中,虽然也曾突破大散关、武休关,一度攻占汉中,但终被击退,并未能越阳平关、鸡冠隘一线。蒙古的崛起,对于金宋之争来说,恰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232年(宋绍定五年),蒙古在对金作战中,借道宋境,攻破大散关、沔州、阳平关,左路顺汉江而下,袭邓州(今邓县)、唐州(今唐河);右路则顺嘉陵江而下,攻破四川城寨一百四十余处,至西水县(今阆中与梓潼间)而还。这是宋朝的内蜀关隘第一次被攻破,也为蒙古后来的大规模入川埋下了伏笔。

 

1236年(宋端平三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蒙军分三路大规模南征,阔端率西路军全面突破蜀口防线,攻占兴元、利州(今广元)、剑门关,长驱直入攻陷成都,成都惨遭屠城,死者数十万众。蒙军并在川内大肆攻掠,除川东的夔州路外,四川五十四州俱破,川西人死之七八,这是四川有史以来遭受的第一次惨痛浩劫,也开北方游牧民族攻掠四川之先河。

 

所幸的是,蒙古在对宋战争的早期,延续了游牧民族的征战特点,以烧杀掠夺为目的,不以据城守地为重。攻掠得手以后,北返草原,再待来年,这就给了南宋重整防务的机会。但转机并未很快出现,蒙军的塔海、秃雪等部,分别于1238年(宋嘉熙二年)、1239年(宋嘉熙三年)、1241年(宋淳祐元年)、1242年(宋淳祐二年),几度入川。攻陷诸多州城,大肆掠杀,并深入川东,进逼夔门,试图打通三峡,夹击长江中下游的宋军。

 

1243年(宋淳祐三年),对于南宋的西部屏障——四川来说,是重要转折的一年。因成都已遭毁灭性破坏,南宋在四川的军政中心——四川制置司治所由成都迁至重庆,名将余玠入蜀主事,他采纳冉璡、冉璞的建议,在原重庆知府彭大雅的基础上,增筑加固重庆城和合川钓鱼城,作为川防基地。而最重要的是,余玠将此筑城法推广至大巴山以南的四川全境,建成了第一批以方山为依托的城堡群落,初步构成较完善的防御体系。自余玠始直至南宋灭亡,四川历年所筑的此类山城要塞有八十余处。但其中最重要者,皆始建于1243年余玠初任之时,后有“川中八柱”之概称。

 

 

 

 

 

 

虽然红层方山在四川盆地内普遍分布,但余玠对城址的选择颇具匠心。

一是以嘉陵江、渠江、沱江、涪江、岷江、长江等河流为轴线,以山口、峡口等为支点,进行布设,以控扼水陆交通要冲。例如:合川钓鱼城,当嘉陵江穿过华蓥山形成的小三峡之上口,下可与重庆相互应援,上可阻自北面来犯的蒙军,为重庆屏障;金堂云顶城,地处沱江切穿龙泉山形成的金堂峡之下口,历来为川西门户,在成都平原无险可守时,它便成为扼守沱江、拱卫川中丘陵地区的重要据点;乐山的三龟九顶城,岷江由此穿过龙泉山南端的余脉,并与大渡河、青衣江交汇,形成川西至川南的水陆要津;泸州神臂城,当华蓥山余脉与长江交会处,是控制重庆以西长江上游水路的关键;

 

 

四川蓬安运山城的东门及城门内的石梯路。范晓摄影

 

 

四川泸州神臂城的南门和西门之间滨临长江的崖壁。范晓摄影

 

二是靠近原有的州府城镇,便于军政的治所及军民迁入城堡固守;

 

三是充分利用天然的险要地势,提升堡垒的防御能力。我在考察中看到,不少古城都利用了河流的屏障作用,尽量选择三面临江或两面临江的环境,让江流成为天然护城河,使方山四周的峭壁之下,更多了一道障碍。例如泸州神臂城、合川钓鱼城、南充青居城、苍溪太获城等,分别利用了长江、嘉陵江、东河形成的曲流半岛,江流环绕成天设之险。剑门关为南下入蜀的必经关隘,因大剑溪、小剑溪横切山岭,形成剑门关、苦竹隘左右两道关口。历代多于剑门关设防,但宋军却选择苦竹隘作为剑门天险的主要据点,正是由于苦竹隘为四面皆被悬崖深峡隔断的四方形孤山,比剑门关更易固守。苦竹隘一带的岩石是比砂岩更为坚硬厚大的砾岩,因此形成的峭壁更加雄峻,其险要程度非川内其他古城能比。

 

 

被长江三面环绕的泸州神臂城。张云峰摄影

 

 

四川剑阁苦竹隘。图片左侧是小剑门的隘口,苦竹隘一带岩层稍有倾斜,所以和一般的方山比较,它的山顶面也略成一个斜面,四周皆悬崖深沟。范晓摄影

 

 

四川剑阁苦竹隘的东南门,开于悬崖半壁,也是苦竹隘唯一的城门。范晓摄影

 

四是尽量选择面积广阔的方山,便于聚兵屯田,长期坚守。这些古城的面积多在一二平方千米以上,其中的耕地多在数百亩至千亩以上,由于山顶平台有相当集水面积,可凿十数口或数十口水井,且四时不枯,城内可容纳的军民至少在数千人至万人以上。像合川钓鱼城这样重要的堡垒,面积约4平方千米,城内聚集的军民最多时有十余万人。

 

孤撑危局于大厦将倾

 

宋蒙战争中,南宋一方在总体上一直处于守势。四川的方山城堡体系的主要功能,也在于防御自保,它使四川盆地内原来无险可守,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的众多州城,能够迁徙到各个方山城堡内,有了起码的安全保障。而且由于这些城堡地处要冲,它们也在阻滞拦截蒙军的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川合川钓鱼城附近出土的宋墓石刻武士像,可以一窥南宋时军士的装束。范晓摄影

 

1246年(宋淳祐六年),蒙军分四路再次入蜀,在初具规模的城堡要塞体系面前,尝到了苦果。蒙军元帅汪德臣率部攻蓬州(今蓬安)运山城,汪德臣所骑战马被飞石击死,其弟汪直臣被击毙。七月,蒙军费尽周折攻下运山城外城,但却无奈内城。整个四川战局也一直未能取得打通三峡,东出江汉的目标。为此,蒙军不得不开始试探在后来被证明是极具胆识的“斡腹”计划,即绕行川西高山峡谷区及吐蕃境,攻取大理国,由黔、桂、湘大迂回南宋的侧翼。

 

 

四川蓬安运山城西缘峭壁上的古炮台遗迹。范晓摄影

 

1247年(宋淳祐七年),蒙军即开始沿着今之松潘、泸定、大渡河一线向南推进,取道青羌欲入大理,但为诸蕃所阻。次年,蒙军再次欲经吐蕃境攻大理。余玠派遣俞兴、杨文出碉门(今天全禁门关),在岩州(今泸定县北)马鞍山与从吐蕃境南下的蒙军激战,在大渡河畔击溃蒙军。

 

在逐渐有了较稳固的基地以后,余玠也开始主动出击,试图履行他对宋理宗“当手挈全蜀以还本朝”的承诺。1250年(宋淳祐十年)10月,余玠为收复汉中北征,在米仓道、阴平道、金牛道、西县败蒙军,并围困兴元府,但因蒙军几路来援,余玠被迫撤兵。他不会想到,这次北征竟成了宋军最后一次北返汉中盆地。

 

 

四川蓬安县运山城东门的南宋摩崖石刻,记载了宋蒙战争的战事。范晓摄影

 

接下来的两年,又发生了一些转折性的事件。

1252年(宋淳祐十二年),宋军的筑城战法开始为蒙军所仿效,蒙军元帅汪德臣在嘉陵江上游的沔州修筑城寨,作为取蜀的基地,开了以堡垒对堡垒的先河,这在蒙军的战术上是一个重要变化,也反证了余玠构建城堡体系的成功。同年十月,在间断了六年之后,蒙军的火鲁赤部又大举入蜀,抄掠成都,进逼嘉定府(今乐山)。余玠调全蜀精锐进行“嘉定会战”,这也是他最后的辉煌一战。依托建于龟城山和凌云山上的三龟九顶城(亦称万山、必胜两堡),余玠败蒙军于嘉定城下。蒙军在败撤途中,又于苦竹隘、剑门关等多处遭袭阻。

 

 

四川乐山三龟九顶城所在的凌云山(有白塔者)、龟城山(图中左侧)。图片中部与凌云山相邻的山丘为乌尤山,宋蒙(元)战争后期,在乌尤山也曾修筑城堡。三龟九顶城西倚岷江之险,东控嘉定至成都的陆路通道,为兵家必争之地。王家福摄影

 

1253年(宋宝祐元年)春,蒙帅汪德臣继沔州之后,更深入蜀中七百里,在嘉陵江畔的利州筑城建寨,垦荒屯田。在川内开辟了重要的立足点,并堵死了宋军北进收复失地的大门。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当时宋臣牟子才曾评论道:“……敌反用其计,出没于剑、阆两州之间,抄掠粮道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绝矣。”在此危急关头,宋理宗反听信谗言,忌余玠拥兵坐大,突发牌符召余玠入京,并命余晦入蜀接替余玠,余玠积郁成疾,竟服毒自尽,自此川蜀形势发生逆转。余玠之境遇竟和南宋初年之岳飞、明末之袁崇焕惊人相似。令人感叹南宋的自败之举,也不禁想起杜牧《阿房宫赋》中的警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也是在1253年,忽必烈受蒙哥汗命,率军分三路远征大理,他与吐蕃首领八思巴修好,吐蕃诸部归附。蒙军西路入阿坝草原,经色达、甘孜、新龙、理塘、得荣南下,过金沙江进逼丽江城;东路军取川西北草原通内郡之古隘道,经松州(今松潘)、茂州(今茂县)之境,循南宋沿边军州,出岷江故道,越雅州(今雅安)、黎州(今汉源),过大渡河南下。忽必烈自领中路,循大渡河西岸南下,然后自泸定东渡大渡河,入宋境,过岩州(今泸定北)、翻飞越岭、抵满陀城(盘陀寨),再由富林越大渡河,取清溪古道,经安宁河南下,跨金沙江,攻陷大理。并于次年灭亡了立国316年之久的大理国。此次“斡腹”的成功,打开了南宋侧翼的门户,为蒙军后来平定安南国(今越南北部)、由昭通进击川南、由右江入广西、进击湖南,铺平了道路。也为后来忽必烈继蒙哥汗位,建号“大元”奠定了基础。而四川自此开始要面临来自南面的进攻,因此在盆地南缘山区新筑了兴文凌霄城、南川龙崖城等要塞,以扼守滇川、黔川通道。虽然从地质地貌特征来看,凌霄城、龙崖城等已不属于红层方山的范畴,但它们仍然是方山城堡战术思路的延伸。

 

 

重庆南川龙崖城,地处渝黔要冲,史称“势如天马行空,昂宵直立,仅容一人可通,率皆攀藤附葛而上”,并有“南方第一屏障‘之称。1259年(宋开庆元年),宋将茆世雄在此凭险据守,击退蒙军纽璘部上百次进攻。周幼红摄影

 

南宋四川城堡体系的沦陷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258年(宋宝祐六年)至1259年(宋开庆元年),蒙哥汗亲率大军入蜀,占领除钓鱼城之外的嘉陵江、涪江、沱江的诸城堡,他自己却死于钓鱼城下,蒙军丧主之后只得退军,但此时他们已懂得派军留驻于被占的南宋城堡,建立攻战的基地;二是1275年(宋德祐元年)至1278年(宋祥兴元年),此时已是南宋灭亡的最后时刻,元军在占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宋恭帝,追杀小皇帝宋端宗、宋帝昺的同时,也相继占领了四川岷江、长江、渠江的各城寨。1279年正月,钓鱼城在坚守36年之后,成为最后陷落的四川南宋城堡,同年二月,宋帝昺在广东崖山投海而死,南宋最后的残余力量也彻底败亡。

 

尽管在余玠之后,四川防御体系的颓势已显现,但红层方山上的城堡群凭其天设之险,仍然给蒙(元)军制造了巨大障碍。蒙哥死后,蒙军不得已改变了战略方向,主攻荆襄,并以襄樊会战揭开了最后灭宋的序幕。另外,四川城堡中最重要的苦竹隘、鹅顶堡、太获城、运山城、青居城、钓鱼城、云顶城、三龟九顶城、紫云城等,最后皆因降才告破,而非武力所攻取。其中许多城堡也是反复争夺,尤以泸州神臂城历经九次易手为最。

 

凭险筑塞的典范之作

 

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体系,巧妙地借助了红层方山的地形地貌,以崖为墙,倚山借势,就地取材,在城堡的布局以及城门、城墙、瓮城、炮台等的构筑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这些城堡或城池,是中国建筑史中没有引起足够注意但又十分重要的单元。

 

这些城堡的平面形态,完全依红层方山山顶平台的形态而定,多呈不规则的多边形。而且,由于厚大砂岩层常常呈多层产出,因此方山也往往形成阶梯状,在最高的山顶平台之下,还会有低一级的平台环绕,筑城中常依此分为内城与外城,构成多道防线,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堡,如钓鱼城、太获城、云顶城等,这种特征最为明显。

 

 

远眺四川渠县礼义城,礼义城位于渠江左岸的红层方山上。范晓摄影

 

 

四川渠县礼义城。砂岩形成的陡崖,远处的城门以及通往城门的石阶路。范晓摄影

 

方山城堡虽然以悬崖峭壁为天然城墙,但为了防御作战,仍然要沿悬崖顶端构筑连续的人工城墙,不过,由于借助了天然的悬崖,所以人工砌筑的城墙并不高,一般数米即足矣。上有垛口,城墙内侧一般有两三米宽的跑马道,以利运动军队。在城堡转角处或悬崖的突出部位,多砌筑有炮台。另外城门的两侧也是炮台设置的主要地点,例如钓鱼城的护国门、三龟城的北门、九顶城的南门、东门等。在一些悬崖平直的城墙段,也沿袭传统城墙“马面”的筑法,构建了突出于悬崖之外的石台,以作炮台,在钓鱼城的出奇门西侧即存有这样的遗址。

 

 

重庆合川钓鱼城,砌筑于悬崖巨石之上的城垣。经过后期重修。范晓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