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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港珠澳大桥

发表于 27/10/2018 中国环境| 转发给朋友 | 浏览次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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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成文于2018年5月,是我毕业功课的其中一部分。有超过20位普通工人,在修建大桥的过程中离世。可惜,除了一直坚持追问的香港传媒将更多资讯带给了香港市民之外,在大桥连通的另外两地,普通民众还对工人死伤一无所知。这些不幸罹难的工人,不应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他们应该被记住。

致命工伤之后:遗属三年等不到一张死亡证

2018年3月底,弟弟谢道朗去世三年半之后,谢道鸿终于收到了生死登记处的信件,他可以去给弟弟申请死亡证明了。

如果一切顺利,谢道鸿和他的家人两个月内可以拿到谢道朗的死亡证明,但注销谢道朗已经被冻结的银行户口、申领保险、向承建商索偿,等这些程序全部完成,仍须一年多的时间。换言之,等弟弟所有的后事办理齐全,父母拿到所有赔偿,整件事尘埃落定之时,距离弟弟离世,可能已经五年了。

致命意外之后

2014年10月18日,谢道朗和母亲卓杏妹一起喝了下午茶,然后出门前往港珠澳大桥的赤腊角地盘。谢道朗是一位测量员,此前已在赤腊角地盘工作了一年多,受雇于香港宝嘉建筑有限公司。离家四小时后,他从工作台上坐下,当场死亡。谢道朗离世时43岁,单身,与父母同住。他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已成家立业。

谢道朗的意外并不是个案。据传媒统计,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开工至今,包括香港口岸人工岛和屯门赤腊角连接线工程,迄今已造成11名工人死亡。

这11位意外死亡的工人,过世后可以得到的赔偿包括香港建造业关怀基金发放的体恤金、承建商发放的恩恤金,《雇员补偿条例》所保障的补偿金,以及劳工保险所保障的金额。若劳工处调查发现承建商存在疏忽,家属亦可入禀索偿。

然而,这其中最大笔的补偿——《雇员补偿条例》下的补偿金、保险金以及承建商赔偿,必须要在拿到死亡证之后才能启动申索程序。死亡工人的银行户口,亦要留待死亡证发出后才可解除冻结。

以谢家为例,谢道朗的家属在意外之后收到了香港建造业关怀基金发放的10万元体恤金,这个由2009年10月开始运作的基金,可以向工业伤亡的工人家属提供一笔经济援助。雇用谢道朗的承建商香港宝嘉建筑有限公司,亦向家属发放了恩恤金,但这笔恩恤金的数额不能向外透露。

这两笔赔偿,主要用于为谢道朗安顿后事,包括葬费用及购置骨灰位。谢道朗生前曾有位女友,女友不幸于两年前过世,葬于宝福山。母亲卓杏妹想要孩子在另一个世界有个照应,因此希望谢道朗亦安葬于此。而宝福山的骨灰位价格昂贵,动辄要价20几万。谢道鸿透露,购置骨灰位后,这两笔体恤金已经所剩无几。

拿到死亡证明之后,谢家可以申领的雇员补偿其实也是杯水车薪。根据《雇员补偿条例》,发生意外时43岁的谢道朗,家属可以领取到相当于其五年收入的补偿金,但补偿的月薪上限为23,580元。然而,若没有发生意外,谢道能继续工作的年份远不止五年,其月薪也难以按每月2万余元计算。

而谢道朗的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均有恙,需要定期复诊。两位老人家的生活和医疗费用,这笔补偿难以覆盖。

难产的死亡证明

死亡证的发出,究竟为何如此困难?记者采访了工业伤亡权益会的社工邓诗敏,她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工业伤亡之后,政府应该履行的种种程序。

工业伤亡致死,属于非自然死亡。在香港,所有非自然死亡都要由死因裁判官裁定,之后才能向生死登记处申请死亡登记证明书,即俗称的死亡证。工业伤亡之后,劳工处和警方会共同调查死因。在谢道朗的个案中,这一过程进展缓慢,2017年,谢家几次询问劳工处和警方,都未能得到明确的答覆。

2017年8月底,工业伤亡致死之后向雇主索偿的三年追溯期将满之时,谢家仍未收到死亡证,他们不得不聘请律师入禀高院,要求承建商赔偿损失。但这一过程又须耗时良久,谢家的律师估计,最终的结果很可能还是民事调解。在此情况下,入禀索偿,只是在追溯期将满之时迫不得已的选择。

失语的政府和工联会

2017年五月,谢家接受了香港电台《铿锵集》的采访,陈述了仍未拿到死亡证对家属带来的不便。当时,死因调查的进度异常缓慢,他们接触政府部门也得不到准确答覆。而这集题为《工伤之后的《铿锵集》播出之后,社会舆论反响强烈,政府部门突然启动了起来。劳工处和警察纷纷联络谢家,通报死因调查的进度。

除了对政府的效率和问责结果不满,谢道鸿亦觉得,建制派团体在港珠澳大桥的工伤意外中是缺位的。

他表示,意外发生之后,积极与自己联络,提供方法建议的都是工业伤亡权益会的社工。工伤权益会是一个非牟利的注册慈善团体,而反观建造行业最大的工会——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在其管理的建造业关怀基金按照程序发放了体恤金之后,就一直失声。

港珠澳大桥牵涉粤港澳三地,又被国家视为宣扬国力的‌‌“伟大工程‌‌”,建制派团体及议员纷纷对大桥的工业意外讳莫如深。建造业总工会是工联会的属会,谢道鸿说,该工会为何没有人来跟进,‌‌“大家都明白‌‌”。他质问:‌‌“这不就是政治凌驾了现实吗?工业伤亡权益会也是做工人权益的,做了那么多,你又做了什么?‌‌”

可实际上,谢道鸿已竭力避免事件被政治化。《铿锵集》拍摄之后,外界的关注已经足够多,他再接受媒体访问时,都会选择自己认为‌‌“比较中立‌‌”的记者,比如利君雅,而且‌‌“大公文汇人家也不会访问你‌‌”。他表示,自己为弟弟奔走的一切程序,都是按照法律规定在走,本没有必要接受访问:‌‌“我肯接受访问是要香港人留意工业安全,不要让无辜的人再有死伤。‌‌”

由赶工而起的恶性循环

港珠澳大桥究竟为何意外频发?传媒的调查显示,这与追赶工期密不可分。

2009年开工建设的港珠澳大桥,原定于2016年竣工,却由于连接路海底隧道需要更改设计以及香港段不断超支,工期一拖再拖。

香港口岸人工岛赶工之时,端传媒曾登岛访问工人,当时一位工人表示:‌‌“众所周知,人工岛及港珠澳大桥的进度都推迟了,只能以加班来加速工程完成。‌‌”

这位工人介绍,2014年大桥赶工之时,他每月仅有一至两天假期,经常由早上八点工作至晚上八点,甚至有全天留在桥墩及趸船上候命的经历。由于赤腊角地盘位置偏僻,工人如果住的较远,常常早上五点多便要起床赶往工地,晚上十点多才能到家。这样的工作和休息状况,难免出现意

外。

出现工业意外,导致进度推迟,由于进度推迟,又必须再加时赶工。这是港珠澳大桥赶工阶段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恶果,只能由工人自己承担。而工人死伤情况,旷日持久的追责和赔偿过长,又是对死亡工人遗属的又一重折磨。

谢道鸿叹息道:‌‌“我相信每一单工程,如果雇主赶工的情况可以再soft一点,意外伤亡情况减一半,就不会拖延这么多了。你说这是浪费公帑,但又不是钱的问题,是人命的问题,有的是伤,有的是残疾,有的是死,到底什么更重要呢?‌‌”

家属冀望早日解脱

意外之前,谢道朗作为唯一单身的儿子,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他死后,家属把家里重新装修,处理了他大部分遗物。如今,谢道朗的父母已经习惯了独居的生活,剩下的三个儿子逢年过节都会带着妻子孩子回去,一家团聚。谢道鸿和弟弟们会刻意避免提及谢道朗,但‌‌“家里没了个人,不提不代表不想。‌‌”偶尔,母亲卓杏妹仍会呢喃出谢道朗的名字。谢道鸿体谅母亲的心情:‌‌“早上刚见到,半夜三更打电话来说你的儿子死了,你接受不接受到呢?‌‌”

可生活还要继续,他们希望这一页快点翻过。然而,死亡证一日不出,谢道朗的后事就不算完结。一直为死去的弟弟奔走的谢道鸿感叹:‌‌“有了死亡证,对他们(父母)才是一种解脱。‌‌”任职中学老师的他,平时工作已经繁忙,这几年为了弟弟的后事又耗费了大量精力,但他说:‌‌“现在我可以为家里人做的就是争取最大赔偿,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

珠海、澳门段有死伤,权责如何归属?

津门段工业伤亡,由谁负责?

港珠澳大桥开工至今,除香港段工程时有工伤意外消息传来之外,大桥主桥及珠澳人工岛部分,并无传媒报道工业伤亡情况。记者就此事联络澳门立法会议员、新澳门学社副理事长苏嘉豪,他随后致信澳门建设发展办公室查询澳门段工业伤亡情况,得到回信:‌‌“关于港珠澳大桥之事宜,建议去函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查询。‌‌”

苏嘉豪之后再去信位于珠海的大桥管理局,对方回覆‌‌“因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是负责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部分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管理,港珠澳大桥澳门段由澳门建设发展办负责,管理局无法提供澳门段相关工业伤亡数字,建议您与澳门建设发展办联系。

苏嘉豪将往来邮件在自己的社交网站曝光,直指澳门建设办和大桥管理局互踢皮球。引发舆论关注。随后,澳门建设办约见苏嘉豪,他此时方知,大桥并无澳门段的概念,香港段工程和工伤数字由香港政府负责;主体部分工程和工伤数字由大桥管理局负责;珠澳人工岛工程由澳门建设办负责,但由于土地至今仍未移交澳门,工伤数字由內地负责,但会通报建设办,因此建设办只能答覆人工岛工程无身亡事故。

对此,苏嘉豪质问:大桥澳门段无政府?

无人知晓的9人死亡

实际上,港珠澳大桥主桥,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讯黑洞‌‌“。

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凱迪,从2017年年初便开始追问政府大桥主桥部分的工业意外情况,几乎与苏嘉豪致信澳门建设办同一时间,他终于在立法会上得到了政府的明确答覆。香港路政署署长钟锦华在今年2月5日的立法会财委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上披露,大桥主桥动工至今一共发生了9宗致命工业意外,造成9名工人死亡。加之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6年8月在其网站上公示的一单珠海口岸工程溺水事故,以及香港段至今的11单死亡个案,整个港珠澳大桥工程,已造成21位工人死亡。

而在朱凱迪等议员过去一年的追问中,香港政府一直推托表示,负责主桥部分营运的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由粤港澳三方组成,香港方面不能单方面披露。这样的借口,使得大桥主桥的工业伤亡情况始终未能得到披露。

传媒第一次得知主桥伤亡情况三个月之后,5月9日,香港运输及房屋局终于在立法会上答覆,披露了9位主桥遇难工人的详细情况。9单意外中,有5宗发生于大桥加速赶工的2015年,3宗出现于2016年,另有一宗发生于2012年。2015年和2016年,也正是主桥加快施工进度以求追赶工期的年份。

关于这9单工业意外的后续情况,朱凯迪等议员仍在持续追问中。

三方共同负责,反造卸责空间

苏嘉豪在社交网站后贴出与澳门建设办和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的往来信件后,澳门当地传媒及香港传媒均有报道,但却没有一家媒体进行深入的后续报道。他分析:港珠澳大桥主桥相对来讲与澳门本地社会距离较远,澳门政府在大桥修建过程中也处于比较被动的角色。而且,‌‌”大桥责任归属也很复杂,一般市民或者传媒都不知道怎么去跟,或者没什么意义去跟。‌‌“他进一步表示:‌‌”一条桥分这么多段,每一段这么多分工,其实会给到他们空间互相推卸责责任。‌‌“

苏嘉豪希望,待到大桥竣工之时,珠澳人工岛交还给澳门管理,大桥三方的责任归属可以更清晰一点。

‌‌”伟大工程‌‌“和‌‌”正常损失‌‌“

对于大桥另一面的珠海来说,港珠澳大桥带来的,不是便利的交通这样简单。

从珠海的滨海景观大道‌‌”情人路‌‌“上,人们可以直接眺望到远处的港珠澳大桥。每日都会有珠海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观光,他们或者信步海滨长廊,或是骑着共享单车边走边停,时而举起手机拍照,以背后的仍未完全竣工的港珠澳大桥为背景,摆出V字手势。

来自甘肃的朱先生今年45岁,是一位建造业的工头,他和朋友此行专程到珠海观光,就是为了见识一下港珠澳大桥这一‌‌”新时代的伟大工程‌‌“。他站在连接珠海海岸线和珠澳口岸人工岛的连接桥头,指向茫茫大海深处若隐若现的主桥,向记者绘声绘色地描绘起他眼中的珠三角图景:‌‌”将来这条桥建好了,大湾区就起来了。‌‌“

当记者问及是否知晓大桥的工业意外已造成21位工人死亡时,他沉默片刻,表示没有看到媒体报道,随后表示,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有工人意外死亡是‌‌”正常损失‌”,他觉得数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珠海市民李先生和王小姐是一对情侣,他们有时间就会在情人路的海滨长廊上散步,也见证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全过程,他们表示,大桥确实可以为珠海带来便利,也是祖国强大的标志,他们同样对大桥的工业意外情况一无所知。

根据官方公布的情况,2018年2月,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最终交付验收;3月15日,珠澳人工岛澳门口岸管理区终于交付澳门使用,而粵港澳三方暂定的通车日期,是2018年9月。此时,距离大桥开工已近九年,原定的通车时间推迟两年多,共21位工人在建设过程中罹难,香港所承担的大桥超支费用,累计超过1200亿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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