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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十年后,阿来终于写下内心深处的记忆

发表于 07/07/2019 水库地震| 转发给朋友 | 浏览次数: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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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阿来,还是因为《尘埃落定》,那个魔幻又没落的康巴世界。一个偏重乡土题材的藏族作家,这是很多读者对他的印象,有些浪漫,喜欢抒情和牧歌。阿来的民族身份的确影响了他,但远不止于此。当下一直伴随着他的写作,无论是作为故事的近景,还是隐含的主题,都有着现实的维度。

《尘埃落定》让他成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当时只有41岁。转眼过去了将近20年,小说还一直在写,速度不快。每次持久的写作过后,几乎都伴随着一次漫长的间歇。

阿来的新书跟死亡有关。这本名为《云中记》的小说写了五个月,却在阿来的心里埋了十年,直到一年前,也就是“5·12”地震10周年纪念日,才终于决定下笔。灾难发生的时候,很多人争着写地震题材的东西,阿来忙着救援,一路上见了太多的死,觉得下不去笔。没想到,当许多事情都化作尘埃,记忆却再次找上门来。

不得不写,阿来本来在创作另一部作品,只好停下笔来,新建了一个文件夹。诗人欧阳江河读了之后说,这是掘地三尺的写作。这么久的时间过去,阿来笔下的土地不只是曾经的废墟,更指向我们身处的现实,有时候残酷,另一些时候,则有些诡谲,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也与精神层面有关。

现实

 

阿来站在废旧工厂搭建起来的广场上,台下是附近的居民,还有外地来的观众,阳光猛烈,他感觉自己回到了农民的状态。这是吕梁文学季的现场,位于山西贾家庄,是导演贾樟柯发起的一个文化活动,邀请了众多作家来此展开对话,对话发生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也发生在作家与乡村之间。文学和乡村,某种程度上说,像这个时代的梦境和挽歌。阿来作了演讲,题目是“乡村的消逝”。

他身上有时尚的一面,也有看起来保守的一面。比如,他的穿搭很讲究。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将一件衬衫披在肩上,那是很时兴的穿法。第二次见到,是在新书发布会上,他穿了一件花格子衬衫,很精神。

再比如,他不用微信,平时出门就带一本书,也会电子阅读,最近他一直在手机上读《二十四史》,现在读到《元史》了。

最近很多人开始关注城市题材的写作,一些作家试图直面当下的社会现实,在小说里安插了大量的新闻事件。

有出版社的人曾经劝阿来,让他借鉴一些更加流行的写作方式,但他没有接受。他很警惕,觉得还需要再缓一缓。现实盘踞在头顶,有时候你必须站得再高一些,才能看清我们身处的世界。然而,他有时候发现,商业的逻辑无处不在,他的《尘埃落定》出版后,出现了很多盗版,还被旅行社当作招牌。

“商业社会的这种诱导,比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瓦解还强。意识形态还有人反抗,成了英雄。消费社会连反抗的道理都不给你,跟不上趟,你就是一个落伍的人,甚至是废人。”阿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些现实里的诱导经常在那些虚构的小说里出现。《河上柏影》里,稀缺的柏树成为了被炒作的对象,当地的人都去挖。《三只虫草》里,虫草作为一种商品,经历了一段“旅程”,让乡村和城市有了直接的关联。消费社会重塑了城乡之间的关系,也拆解了乡村的朴素伦理。无节制的商业炒作背后是欲望,带来的是人心的变化。对于阿来,这是比民族关系更加核心的问题。

阿来关注这些,正是因为他对商业社会和乡土伦理的逻辑都很熟悉。1996年,他在《科幻世界》工作。这是一个市场化的杂志,阿来需要跟各种人打交道,比如广告商、供稿人和经销商。在很短的时间内,阿来让《科幻世界》成为了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这段经历给阿来提供了很多接触现实的机会。

历史

 

阿来原来是写诗的。他有一段非常理想主义的过去,热爱聂鲁达,还有自由歌唱的惠特曼。1989年的时候,阿来刚满30岁,第一部诗集正式出版,小说处女作也同时问世。翻开阿来的诗集,还能感觉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气。此前,他是四川马尔康中学的一位老师,每天除了固定的讲课,剩下的时间都跟诗歌有关。

“那是我的青春时期,出身贫寒,经济窘迫,身患痼疾,除了上课铃响的时候,你必须出现在讲台上之外,在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眼里,并没有你的存在。就在那样的时候,我沉溺于阅读,沉溺于音乐。”阿来这样回忆。

然而,作品出版后的四年里,阿来一个字也没写。一方面,抒情本身无法提供持续的写作动力,与那些更为丰富的现实之间,以及写作者的内心之间,很难建立一种对应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无法对外界的现实事件熟视无睹。某种虚无的感觉萦绕着他,挥之不去,曾经的热情逐渐转化成怀疑。

阿来重新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行了思考。外界一直存在着对西藏的神秘化想象,与此同时,藏族的历史被纳入到官方的坚固叙述中。身处边地的阿来对这两者都有些警惕。放弃那种抒情性的写作,即是对这种浪漫想象的回应。另一方面,他开始做地方史研究,阅读大量档案资料,研究了18个土司的家族史,试图抚平历史的褶皱。

这构成了小说《尘埃落定》的写作动力。在更为流行的历史叙事中,西藏是被解放然后行进到新社会的,但是这种新与旧的对立遮盖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在阿来看来,回到历史和民族本身,正是对他所身处的当下社会的反思。

也就是说,写历史,其实是在写现实,希望能够将当下的源头呈现出来。那种进步取代落后的现代神话无法解释乡土社会面临的当下困境,阿来希望能够进入这个系统和制度的内部,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来写出了这个现实的多种侧面,那些魔幻的部分,还有历史的细节,共同围绕着这个现实的中心转动。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又写了《空山》,一共6部中篇小说,还包括一些短篇和速写。与那种以家族为中心的长河小说不同,这种碎片式的结构,是阿来对于乡村状况的一种呈现。从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乡村经历了一系列的剧烈变化,常常处于一种没有中心的状态。阿来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来描述这种现实,每部中篇的焦点人物不同,合起来又组成了一个村庄的整体。

记忆

 

见到阿来的时候,是在吕梁文学季的作家村。时间是5月11日,正好是汶川地震纪念日的前一天。地震发生的时候,阿来正在成都的家里,写《格萨尔王》。一阵剧烈的摇晃,让阿来和儿子冲到楼下,混入惊惶的人群。楼道被封锁,只好坐在车里,等待消息。等到通讯恢复的时候,才知道是汶川发生了地震。

汶川所在的阿坝州,是阿来的老家。电话打过去,所幸的是老家所在的村子里没有伤亡。不过,阿来的三妹带车跑长途,还没有消息,这让他揪心。阿来给四川省青年联合会打电话,要求参加志愿者团队,被拒绝,理由是年纪大。

阿来还是决定去灾区。他去超市买物资,放在自己的那辆吉普车上,沿途发放给灾民,需要的时候,也帮忙运送伤员。路上,车还被两块石头砸了。天气很热,可以闻见腐烂的味道,需要戴三层口罩。

阿来在一个讨论会上,回忆起当年的这些细节,他和其他那些作家围坐在桌子周围,桌子之间有空当。他指着会议桌之间的距离说,当时挖了两米宽的大坑,差不多跟这个的距离一样宽,堆一层尸体,铺一层石灰,垫一层土,然后再堆一层。承受不住的时候,就回到车子里,小声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夜里漆黑一片,有不认识的人站过来,也一起听。

那时候,阿来把作家的身份撂在了一边。在成都工作的作家麦家打电话过来,提议一起发起捐款,阿来也开始忙活。当时很多人都在写与地震相关的诗歌,也有很多媒体邀请他写文章,写小说。但下不去笔,也不敢写,他觉得,死亡的现实过于迫近,甚至还没有看清它的面目。他需要等。

大概两三年前,一位摄影师朋友给阿来看自己的作品,有一张照片吸引了作家的注意。一位当地的巫师站在一片废墟前面,拿着一只鼓。这个村子发生地质灾害,整体搬迁了。这位祭师返回到那个被遗弃的家乡,他的理由是,活下来的人政府来管,我作为巫师,是管鬼的。阿来记住了这个形象。

去年,地震十周年那天,成都城里按照惯例,拉起了警报。记忆像生物钟一样再次浮现,很多痛苦已经被时间过滤。当时阿来正在写别的东西,也是长篇,不得不先放下,他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决定写这本和大地震有关的《云中记》。

巫师的形象成为了《云中记》主人公阿巴的原型。“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小说的开篇这样写道,这构成了小说在精神层面的隐喻。阿巴是云中村的祭师,在全村迁徙之后,独自回到了原来的土地上。说是祭师,其实本来也有些半吊子,他是云中村第一个发电员,最早接触到所谓的现代文明,却不断被某种精神的力量感召。他回到云中村,带着许多幸存者的嘱托,与那些地震中的死者对话,被记忆围绕。

汶川地震十年后,阿来终于写下内心深处的记忆

5月25日,《云中记》新书发布会。摄影/罗晓光

与阿巴对应的人物,是那位担任乡长的外甥仁钦,他是共产党员。作为云中村救灾领导小组组长、灾后重建负责人,仁钦需要确保所有的人离开云中村,这里可能会再次发生地震灾害。

但作为一个个体,仁钦也是云中村的一员,共享着同样的文化和伦理。这成为了两难的困境。仁钦理解舅舅的选择,一度因此被停职。小说的最后,阿巴则随着云中村一起,在新的滑坡来临时沉入地底。一些评论家注意到,通过阿巴和仁钦的这种充满差异又相互理解的关系,其实可以看出阿来对于文化和身份层面的新思考。

这次写作持续了五个月。阿来常常听着莫扎特的《安魂曲》,写完之后,他觉得,那个埋伏十年的创痛终于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不用再那么频繁地陷入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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