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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废倾倒长江:整治须防后遗症

发表于 26/07/2019 环境与法| 转发给朋友 | 浏览次数: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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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针对工业固废跨省转移、倾倒长江这一突出环境问题,长江沿线省份进行了长达一年的重点整治。半月谈记者回访发现,随着整治行动的推进,部分地区产废量与处置能力矛盾突出,跨省、跨部门联动不畅,生态赔偿款难尽其用等问题凸显,亟待破解。

 

      长江沿线综合整治初见成效

 

      在安徽铜陵市江滨村,江滩种芦苇和杨树,池塘种菱角和茭白,与一年多前被倾倒了工业固废的景象大不相同。与之相距不远的建立村江堤在2018年被倾倒了62.88吨危险废物,也已完成了生态修复。

 

     位于浙江嘉善的宝勋精密螺丝(浙江)有限公司是其中62.88吨危险废物的产生源头,因危险废物委托处置管理存在漏洞,另有1008.73吨酸洗污泥被运到江苏非法处置或倾倒。该公司副总经理特别助理雷积春说,现在,公司严格按照核查处置企业资质、提交转移申请、审批备案等全流程规定处置危险废物。

 

       半月谈记者采访获悉,被倾倒地主要从生态修复、固废排查、监管补漏方面进行整治。去年10月,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改委、经信厅等9部门联动出台《安徽省固体废物源头管控实施办法》,尤其明确跨省综合利用工业固废亦须向生态环境部门申报,防范以“综合利用”之名,行非法转移之实。

 

     浙江、江苏等源头地则主要从细化监管、跨省抽查、新增处置能力3个方面入手。浙江嘉善县将工业固废防治纳入镇(街道)工作考核,已有3个工业固废利用处置项目投用。

 

      三个深层问题待解

 

      尽管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基层遇到了3个需要破解的深层问题。

 

      部分地区产废量与处置能力间的矛盾突出。浙江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局长姚伟平说:“桐乡市以纺织产业为主,印染企业数量多、产废量大,但桐乡本地没有工业污泥处置配套设施,只能外运处置。”

 

     安徽有的地方也存在这一情况。安徽某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合肥、池州等地的企业将危险废物运到该市处置的需求越来越多,但危废处置中心并不能满足这些外来需求。

 

     各地跨省、跨部门联动不畅。半月谈记者今年3月底在某市采访时发现,有企业在未履行申报手续的情况下,跨省接收来自上海的废钢渣。

 

     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接收地生态环境部门没有源头地固废输出的信息,也没有港航部门关于码头接收固废的信息,想全面掌握全市企业接收固废的情况很难,申报只能靠企业主动。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局长邵小华也认为环保部门独木难支,“固废转移的交通运输和倾倒地的监管是薄弱环节,只有各部门真正把联动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才能闭环监管”。

 

       生态赔偿款的管理缺少顶层设计是基层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浙江企业将1000余吨危险废物倾倒在江苏和安徽的一个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在去年9月宣判,近2000万元的生态修复赔偿款到账后,却迟迟未发挥作用。

 

      “这笔赔偿款该放在哪个账户上?如何使用,由谁监管?主要被倾倒地在外省,外省有关部门不来要,钱还闲置着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该案的审判员。他表示,生态赔偿款是发展中的新事物,很多省份还没有顶层设计。

 

     疏渠道、抓落实、补机制

 

     许多基层环保部门的干部表示,固废处置项目普遍受邻避效应困扰,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更难找到符合环评要求又能让公众接受的选址。建议产废量与处置能力间矛盾突出的地区克服困难补短板,或以生态补偿等方式规划较为完善的转移处置路径。

 

      各地呼吁加快修订固废法,对一般固废运输处置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立法,补齐“综合利用”不需报备的漏洞。

 

      同时,受访人士建议,管理生态赔偿款的顶层设计要明确接收部门、监管部门、提取条件3个主要内容。可以探索设立一个生态环境赔偿款专用账户,生态环境部门是管理人,但没有使用和支配资金的权力;申请人向政府申请,审计部门或检察院、法院负责监督、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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