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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还有个名字叫不服周,你服不服

发表于 06/02/2020 中国环境| 转发给朋友 | 浏览次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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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一座有“烟火气”的城市。

 

街头巷尾,生气蓬勃的武汉人,他们脾气暴躁,嘴巴从来不饶人,一开口,不是骂人,就是让人觉得像在骂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

 

就像易中天写武汉,“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吗?’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唦!’”

 

即使如此,易中天也对武汉充满着感情。在他看来,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他说在文章中提到武汉,是“大”武汉,而不是小家子气的武汉。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

 

易中天解释成霸蛮?大武汉还有个名字叫不服周,你服不服

 

 

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除了特快列车在武汉一个市就有可能停两次,它还架起了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

 

《吕氏春秋》中有言:“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易中天甚至因此认为,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因为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这也让武汉占尽了“九省通衢”的地利。

 

这样的武汉,不免让人向往。

 

01

“矛盾”的大武汉

 

武汉人的脾气,或许是天生的。

 

武汉是中国有名的“火炉”之一。不管是“四大火炉”,还是“十大火炉”,都有它的位置。这跟它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长江从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然后又拐向东南。可以说,整个武昌的头上都压着一条长江。

 

古时讲,山南水北为阳,而武昌的位置只能属阴。一到冬天,西北风便带着长江以及汉江的水汽,扑面而至。所以,阴冷。而到夏天,需要有风的时候,武汉市内诸多的高山——汉阳的龟山(原名大别山,后又称鲁山),武昌的蛇山,还有武汉大学内的珞珈山,又是天然的屏障。

 

结果,南风吹不进来,武汉真的就热成了烤炉。热起来就天昏地暗,经久不息。

 

在这样一冷一热,比较极端,很难温和的气候下,武汉人没办法让自己温声细语。所以他们的人生不喜欢假装,也不太讲究。外人不容易下口的热干面,被他们当成美食。一到夏夜,满街的凉床上,便是白花花的大腿。

 

这样的环境和气候,容易培养出战斗和不服输的精神。易中天解释:“楚人的精神是‘霸蛮’,楚人的传统是‘我蛮夷也’。”

 

易中天解释成霸蛮?大武汉还有个名字叫不服周,你服不服

 

《史记·楚世家》: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这句话被断章取义,成为坊间笑谈)

 

在湖北大地上,一直流传着“不服周”这样的俗语。外人在挑战之前,常问“你怕了吗”,湖北人喜欢给你扔上一句:“你服不服周?”对方如果更牛:“老子就是不服周!”把球就这样给硬踢了回去。

 

这句话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湖北包括武汉,是楚人的地盘。

 

尽管熊绎为周朝的开创做出了不朽的功绩,但在论功行赏时,只得到了“子”爵。他不仅被嘲笑是“楚子”,还被安排去看守火炬,堂堂诸侯,犹如奴仆。

 

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成功地激起了楚人的同仇敌忾。自楚君熊渠开始,就高喊着“我就是蛮夷怎么着”而东征西讨,在占领各个要地之后,分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要知道,王在当时只有周天子可称。

 

更牛的还有楚君熊通,他自称武王,公然建立楚王国。到了“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时,他更是让楚国强盛一时,甚至因追击战败的陆浑之戎,一度陈兵周都洛阳。周天子派人去犒劳,“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而鼎在当时意喻天子的权威,庄王此举,有取而代之之意。

 

也正是伴随着楚国的崛起和日益发展,当时的周王朝日薄西山、由盛转衰。尽管历史已经远去,但楚人“不服周”的传统自此流传下来。它绝对不是“他强任他强,轻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月光照大江”,而是你越强我越不服气不服输,你越强硬我越要比一比,就不信你比我强。即使一时失败,也摧折不了他们的信心,尽管秦灭六国,但楚国人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千百年后,这里响起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其声杳杳,仿若历史的回音。

 

02

商业文明造就辉煌

 

对武汉来说,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是自己近代“城生”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因为汉江改道了。

 

早先汉水自秦岭南麓逶迤而来,流经陕西、河南,然后在龟山之旁流入长江,时称鲁口。这期间,其入江之口多有变迁。直到成化改道,它才有了一个稳定的入江口。

 

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地理改变,那就是汉阳被一分为二。此前,汉口还只是与汉阳连在一起并隶属汉阳的荒洲,也因此析出,并因沟通长江、汉水,以及洞庭湖三大水系,一下子变成了拥有巨大运输潜力的港口。

 

此时的中国,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汉口刚新生,便赶上了好时候。

 

很多陕西商人顺汉水而下,然后到汉口中转。周边的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全国各地的商人,也逐渐在此聚集。

 

到清嘉庆年间,汉口已经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的四大名镇之一。从此便是“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以至于“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以前只有武昌、汉阳双城的武汉,渐成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之势。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汉口又被辟为通商口岸,并于1861年三月开埠。不说不知道,当年的汉口有英、俄、徳、法、日等国在此开辟租界,多个国家在此设有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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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驻汉口领事馆

 

这也让靠近汉水,又是汉口巡检司所在地,并由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联成的长街——汉正街(又称官街),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名的长街之一。

 

今天谈起武汉,除了烟火气之外,能想到的,一定是码头文化。当楚人的传统精神融入近代商业文明,或者说,近代商业文明遇上了楚人的传统精神,两者不禁碰撞出了火花。

 

码头上的船来客往,让武汉的人群构成更多元,也进一步打开了武汉的视野和胸襟。而风里来浪里去,让武汉变得更冒险、更拼搏,也让武汉人多了一些小市民式的精刮,以及打码头的江湖习气。

 

让武汉更为之一振的,还有老乡张之洞的督鄂。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从52岁的壮年干到71岁的暮年,正可谓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

 

他创办的自强学堂,成了武汉大学的前身。他创建的汉阳铁厂,更是推动了武汉地区的工业聚集,以及早期的城镇化。与此同时,为了“练成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湖北枪炮厂和织布厂也一并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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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学堂校舍

 

正是在他的大兴洋务之下,受地理和环境影响,自古以来便是传统的农耕经济以及以手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没有一家官办或民营近代工厂的武汉,开启了近代化转型之路。

 

至于汉口,更是成了京汉铁路(卢汉铁路)的一端。这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准备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张之洞之所以从粤调鄂,也和自己“要想富修铁路”的主张有关。他曾陈述其有七利而无一害,其中有“广开商旅之利促进煤铁开采;方便漕饷之运;有利军队调动”,当然还因为“不近海口,敌不可资”。

 

随着1905年11月15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竣工通车。

 

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中写道:“当踌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司门口踏上岸时,武汉便注定了它命运的改变。”

 

一时荣光焕发的武汉,也逐渐迎来了自己的“政治巅峰”——北伐时曾成首善之区,地主逃难时有“一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之说,后来在抗战期间,又当过几天战时首都。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也一度成为直辖市,湖北省的省会也没有搬迁。最后,直辖市机关在汉口,省会机关在武昌。两个机构在一个城市,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但到1954年,这个直辖市的名头被撤销,武汉重回湖北省省会。再后来,武汉又变成计划单列市,但很快这待遇也取消了。

 

易中天曾将武汉的命运归结为“得天独厚,运气不佳”,首先是国运不佳,打断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其次是四通八达、九省通衢,在和平时是左右逢源的优势,到战时便变成了易攻难守、腹背受敌的劣势。

 

所以,让易中天感叹的是,尽管和南京、重庆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即使新中国成立让武汉有了新生,但改革开放之后,产业由沿江向沿海的转移,依旧让武汉脱离了主流的视野。

 

但在这一时期,不服输的武汉还是干出了一些亮色。当年货如流水的汉正街,冒着“计划”的大不韪,在“一百单三将”的坐地吆喝中,于1979年创办出了人流鼎盛的小商品市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个体民营经济之路。据说,那个时候全国人民脚上穿的袜子,80%都出自汉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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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正街小商品市场

 

此后,全国小商品市场才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像知名的沈阳五爱、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都是步汉正街的后尘。这让当地的《湖北日报》在报道汉正街时,颇为自豪地引用经济学者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曾经说过的话:

 

在中国,要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要看对内搞活,则要来汉正街。

 

但更多的时候,武汉就像进入了它那颇具特色的夏天,让人昏昏欲睡。

 

03

失落的江城

 

和汉正街仅有几街之隔的,还有一条吉庆街。

 

在武汉的市井生活中,素有“白天逛汉正街,晚上游吉庆街”的说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勤快的嫂子、夫妇、父子从家里抬出竹床,放在屋前临街的路上,放点小吃,再支个小炉子,做点家常菜,食客就随意蹲坐,就着毛豆喝啤酒,以打发夏夜那酷热的光阴。

 

后来生意大了,有些摊子就进店了。《生活秀》的来双扬就在吉庆街上经营着“久久酒家”,它的招牌菜,就是武汉人有事没事当瓜子啃的透味鸭颈。很多食客盘桓于此,既为鸭颈,还为来双扬的风韵。

 

这让人感叹,一个有着三镇的大武汉,在很长时间内,日子都缩回到以前的家长里短,啤酒鸭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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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夜市

 

如果我们再审视武汉,还会发现这个古云梦泽地带,不仅有外向型的江河,还有着众多内敛型的湖泊。除了东湖、梁子湖,以及曾经的郎官湖之外,遍布武汉三镇的,是上百座大小山峦,以及近两百个湖泊,水域面积占到全市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

 

这种山水的分割,让武汉在面积开阔的同时,又保持着某种心理上的封闭。一如武汉的真正成型,也只是近百年的事情。所以一旦势易时移,武汉人便很容易在开放和保守之间来回切换。

 

面对武汉的落寞,易中天感慨如今“人心不古”:“人们提起武汉,已不再肃然起敬,不怎么把它当了不起的大城市看。当然,知道武汉的人还是很多。但他们的‘有关知识’却少得可怜:一是武汉热,是‘三大火炉’之一;二是武汉人惹不起,是‘九头鸟’。——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尽管很多人欣赏武汉人的“不服周”,但很多事情过犹不及,过了头,不服周就变成了谁也不服气谁,谁都想压谁一头。

 

这在丛林时代,是非常好的准则。但在全球化竞合的时代,它同样潜藏着危机。

 

湖北人是顶天聪明的一群人,有着众多的“最强大脑”,加上武汉高校资源众多,所以这里也曾出过不少人才。

 

如果掰着手指数数,这些年活跃在中国商业舞台中央的,就有不少“武汉人”。像曾在武大计算机系求学的雷军,他与另一个湖北人周鸿祎一起,成为中国互联网第一张桌子——TABLE(T为腾讯、A为阿里、B为百度、L为雷军,E为周鸿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5个互联网大佬,湖北人就占据了2席。

 

除此之外,人人公司的陈一舟既是武汉人,也是雷军的同学。如今微信产品的负责人张小龙,则是从华中科技大学走出来的。同样,这所前身为华中理工大学的985、211,还为中国的互联网版图提供了另几位人才——PPTV创始人姚欣,以及海豚浏览器创始人刘铁锋、杨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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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杰出校友:张小龙

 

尽管武汉的人才很多,但他们成名,却几乎全在外地。即使本地也曾冒出了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像PPTV,或者卷皮网那样,不是从本地搬走(相反同期的电商企业韩都衣舍依然在济南,网龙仍在福州,美图秀秀等依然在厦门),就是销声匿迹。

 

难得做出点名堂的,如“室内开花室外香”的海豚浏览器,在2014年成了搜狐的囊中物;手机游戏平台九游,则被同是湖北人的企业——何小鹏创办的UC收购。今天致力打造新能源智能汽车的何小鹏,在广州读书,创业轨迹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和武汉无关。

 

当年,刘铁锋、杨永智这两位华科男从微软辞职之后,选择回武汉创业,看中的是武汉人才多,另外就是武汉的生活成本比北京低。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武汉的人才多,但因气候和环境,流失得也多。另外,湖北人独立性强,不善于抱团,也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壮大。

 

除了这种保守,让武汉感受压力的,是作为特大中心,武汉既享受不到京、沪、津、渝和沿海城市那种优惠政策,又不具备沈阳、广州和南京那样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而且因为首位度过高,省内没有其他城市与它一起共担建设重任,结果大是大了,始终发展得很吃力。

 

与此同时,武汉成为第5个直辖市的传闻又甚嚣尘上,让很多武汉人都猜疑了好长时间,但这也导致湖北省的政策,不敢太往武汉倾斜,往往瞻前顾后。一些大的项目,宁愿放在襄阳,或者宜昌。

 

失落,成了武汉近几十年来的心理注脚。当年还以“汉阳造”闻名全国的武汉,竟然拿不出几个过硬的工业品牌。让人对武汉的产品多少还有点印象的是,武汉红桃K,还有武汉卓尔,那都是拜足球联赛所赐。事实上,武汉足球虽然也出了蔡晟、郑斌,但在联赛中很难位于前列,超级外援竞赛也多与它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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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卓尔

 

这其实也是这个城市实力的某种反映。2004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它排到了第24位,在全国百强城市的排名榜上,也早已经排在了前10名之后。即使日后有所提升,武汉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始终很难闯进前十名。这种排名让人很难与它曾经的地位联系起来。这也让当地的领导充满着紧迫感,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武汉市第15任市长李宪生向高层三声追问:“武汉在哪里?”

 

似乎,武汉都找不到自己了。

 

04

武汉复兴

 

二汽就庆幸自己,没有错过武汉。

 

自从在十堰那个山坳里创业以来,迅速发展的二汽已经极不适应那个狭窄的环境了。它们急切想要往外走,去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有领导便提出“三级跳”的设想:第一级,跳到襄樊;第二级,跳到武汉;第三级,跳到惠州。

 

这是一个极大胆却又阻力重重的决定。去往惠州,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对二汽的今后发展,一定有所裨益。而且,如果能和广汽联手,一定会给广东制造出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产业和市场,以及与外界的关联,都在那里,怎么可能不让二汽心动,但问题是,这对湖北的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我在创作《大国出行:城市里的汽车战争》时曾走访十堰、襄樊和武汉,了解到当年二汽迁都时,十堰对此忧心忡忡,就怕二汽走了,把他们十万人全抛弃了。湖北当地也担心,万一“迁都”与十堰发生利害冲突,谁来摆平?

 

最后,三级跳中的第二跳,就成了终极一跳。这既走了出去,又没有跨省,肉还在锅里。

 

武汉因此留下了二汽,而湖北也留下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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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工典礼大会

 

这是对武汉的昔日荣光的追承,同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实现中西部崛起的重要支点。沿海城市的发展让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一花独放不是春,中西部城市需要迎头赶上。在今天这个和平年代,当年九省通衢、辐射面广的特点,又成为这个城市最为重要的优势。

 

湖北省也意识到,“武汉兴,则湖北兴”。其次,武汉也需要摆脱自己单兵作战的劣势,重回集体突围。

 

再次,湖北的产业结构当时雷同严重,未能错位发展。一些地级市在产业布局上常常要和武汉攀比,像鄂州、黄石就与武汉在冶金、建材产业上结构趋同,重工业产业档次没有拉开。通过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形成错位竞争,已成整个湖北需要统一的共识。

 

2003年,一个以武汉为核心,其周边100公里为半径,聚集了周边黄石、鄂州、孝感等8个城市的“武汉城市圈”横空出世。2004年,湖北省决定成立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领导小组。担任小组组长的,正是当时的湖北省省长。

 

让武汉有所质变的,还在于发展过程中对自身性格和结构缺陷的不断反思。

 

2011年的湖北省“两会”上,当时的主要领导直言不讳地称:“现在全国的白色家电中心不在武汉,而是在合肥,为什么?合肥市委市政府算大账不算小账,在投资环境方面抢先一步。我们解放思想还不够,这个白色家电中心,可以说是拱手让人的。”并要求武汉打造全国投资环境最优城市之一。

 

也正是在这一年,武汉群情振奋,全城到处喊起“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口号。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之后,武汉在2016年10月被批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这既从体制上解放了武汉,让武汉不再不尴不尬,而且,因为对武汉未来的看好,一直惨淡经营的武汉互联网,也逐渐迎来了人才的回流。

 

2009年,光谷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1年又被中组部、国务院国资委确定为全国四家“中央企业集中建设人才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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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谷

 

尽管比不上上广深,但是武汉今天也有像斗鱼这样的互联网公司,而且还有不少公司将其当成了第二总部,这也意味着,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应运而生的新技术开发区,总会厚积薄发。

 

武汉一头是信息产业高地,另一头则是制造高地,加上巨大的高校资源,几者联手,日后会带来怎样的想象空间?

 

今天的武汉,又一次梦回当年。

 

2020年伊始,风雨飘摇。疫情爆发,武汉和武汉人提前成为了这场全国防疫战的主战场和主力军。

 

这场战役,或许会很持久,或许会很艰难,但我们却有着必胜的把握。

 

因为,他们是武汉人呀,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面对敌手,永远都“不服周”的武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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