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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安徽不是水乡却饱受水灾之苦?

发表于 25/07/2020 中国环境| 转发给朋友 | 浏览次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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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真可谓流年不利,疫情尚未完全结束,洪水又席卷而来。单单长江流域的洪水,就已经让全国人民为之心生忧虑,眼下淮河又发起了脾气,而襟江带淮的安徽省自然成了重灾地区。

就在前几日,安徽省接连启用泄洪区,以缓解汹汹水情,数以万计的百姓舍小家为大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起来,安徽,特别是屡屡泄洪的皖北,素来和“水乡”沾不着关系,但为何总是要承受水灾的苦难呢?从历史看,安徽的水灾是怎么来的?又对地域社会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笔者愿就这些问题,分享一些个人的想法。

不是水乡,却饱受水灾之苦

作为行政区划,“安徽”的出现比较晚,直到康熙年间江南省一分为二,才有了安徽和江苏两省。江南省在明代称作南直隶,是一个全新的行政区划。明朝之前,淮河、长江向来是政区的天然分界线,两个流域区的社会经济、民风习俗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至于直到今天,皖北与皖南、苏北与苏南,一省之内不仅方言差异甚大,相互之间还常有不太和谐的声音,特别是南方对北方的歧视,常被网友戏称为“内斗”。

不过,在光明正大自称“淮右布衣”的明太祖朱元璋面前,这些都不是问题,当时可没人敢用鄙夷的口吻说“江北佬”,除非全家的脑袋都不想要了。洪武年间开国立制,大明都城在南京,周边的江南自然要划入直隶。淮河边的凤阳既是朱元璋的老家,还是中都所在,地位同样重要,不仅要设置规模庞大的凤阳府,还要划入直隶。如此一来,淮河与长江才真正成了“一个省里的两条河”。

长江洪水有多猛烈,已经不需要再多描述,但事实上,淮河给安徽带来的灾难还要更加惨痛。事情要追述到南宋建炎二年,当时为了阻挡进兵南下,宋军决开黄河大堤,使黄河夺泗水入淮,从此开始了持续三百年的“黄河夺淮”。

众所周知,历史时期的黄河不是一条安安静静的大河,尤其“善决”。南宋以后黄河屡屡决口改道,几乎把淮河主要支流折腾了一遍,也破坏了整个淮河流域的水文系统。直到晚明潘季驯治河,才终于把黄河干流稳定在今天废黄河一线,但仍旧夺淮入海。黄河裹挟的泥沙不仅抬高了淮河干流的河床,更淤塞了淮河入海水道,致使淮河下泄能力急剧减弱,滔滔河水无处可去,洪灾变得不可避免。

潘季驯雕像

面对长江、淮河,外加黄河这三条爱发脾气的大江大河,安徽虽然没有水乡的命,却注定了要承受水灾的罪。

天要下雨,人要牺牲

明清时期人们记载洪水,有连绵降雨引发的“淫水为灾”,也有骤降暴雨引发的“蛟水”山洪。皖北、皖南时常遭受洪水灾害,而且灾情往往非常严重。比如嘉靖三十四年六月,淮河水位暴涨,沿淮的寿州、临淮、盱眙皆遭洪水灌城,寿州城内积水竟深达两丈。

即便是在康乾盛世,江淮人民依旧要遭灾。比如乾隆三十四年,合肥、怀宁、无为、庐江等十余个州县遭受水灾,太湖、潜山大小河流溃堤无数,长江水灌入了和州城内,房屋尽遭淹没。直到清朝统治最后的宣统年间,江淮流域还在连年遭灾,宣统元年淮河大水,次年长江、淮河同时发生水灾,宣统三年淮河流域再次发生水灾,当年农历六月底,凤阳府城疾风骤雨三昼夜,平地尽成泽国。

学界对明清以来安徽的水旱灾害有着详细的统计,无论是频率还是烈度,在全国都位居前列。就自然环境,特别是季风气候的降水特点而言,安徽的确发生引发水患。不过,中国人自古就有治水的习惯,淮河边的涂山至今还有“大禹会诸侯”的遗迹,明清两朝五百余年,怎么就没能治好安徽的水患呢?如果说长江水势浩大,古人难以治理,尚且可以理解,但治理淮河总归难度较小,明清也的确投入了巨额的财力、人力用于治河,为什么皖北还是水患不休,甚至愈演愈烈呢?

一个关键问题是,明清时期国家治河,目的是什么?康熙皇帝将“河务”二字“悬之宫中柱上”,可不只是为了拯救民生。对照地图不难看出,东西走向的黄河与淮河在洪泽湖东汇流,紧邻它们的是南北走向,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大运河。这条运河每年将国家所需的关键物资从南方运往北京,是帝国的动脉血管,漕运的成败直接关系着王朝统治的安危。

这么重要的漕运河道,当然要防着泥沙多、爱决口的黄河。所以,明清两朝一方面尽量不让黄河决口,另一方面在洪泽湖口下足了功夫,比如修建了著名的高家堰,让相对较清的淮河水能够抗衡住黄河来水,称作“蓄清敌黄”。既然要蓄水保运河,就得维持足够的水位,不能让水轻易流走。而一旦来水过猛,形成洪水,为了防止洪水威胁运河,也为了保护繁华的“淮南”,不仅皖北要行洪、泄洪,洪泽湖更要全力泄水,位于下游的苏北必然沦为泽国。

《姑苏繁华图》(局部)

明朝的祖陵,也就是朱元璋爷爷、奶奶的坟墓在淮河边的泗州,为了防止水淹祖陵,影响了王朝龙脉,当时还要稍稍考虑一下洪水泛滥的影响。到了清朝,这唯一的阻碍也没了,该蓄水就蓄水,改泄洪就泄洪,一切以保全国家漕运和淮南繁华为目的。至于皖北、苏北的民生,则显得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无需考虑,频繁且剧烈的水患不只是天灾,也有人祸的因素,一如马俊亚教授的精辟总结,整个淮北地区都成了“被牺牲的局部”。

一省南北,各有活路

在多山的安徽、江南,最有威胁的是骤然爆发的山洪,古人称为“蛟水”。直到今日,短时间强降雨带来的麻烦仍难以克服,甚至会影响到高考的进行。可以想见,古人所受影响更大。

以徽州为例,晚明以来水灾频发,特别是随着清代中期大规模开垦山地、破坏植被,水灾对社会经济的损害变得更为明显。山洪裹挟泥土而下,不仅毁坏庄稼、房屋,还毁掉了民众费心力气才开垦成熟的山区土地。

不过,徽州人还另有生路,世人皆知大名鼎鼎的“徽商”,其实皖南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很有成果。有清一代,安徽各府州考中进士接近一千二百人,仅安庆一府就占比约四分之一,徽州府占比约五分之一,歙县、桐城都是科举考试的“大户”。

歙县风光俯瞰

相较之下,皖北的情况就显得非常尴尬了,淮河流域的皖北凤阳、六安、滁州、泗州、颍州五个府州,占全省总面积五分之二,却只有238名进士,还没比如徽州一个府。

皖北没有名商巨贾,也少有著名的文人,但要说起“造反”,却是轻车熟路、名人辈出。元朝末年的主要红巾军将领大多来自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其中最有名气的当然是朱元璋和他手下的“淮西勋贵”。

晚清时代,皖北又爆发了捻军起义,威名赫赫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就折损在捻军小兵手下。就连最终镇压了捻军的淮军,也多多少少和皖北有些关系。美国学者裴宜理从近代皖北历史出发,为之贴上了“灾害——贫困——造反”的地域历史标签。

频繁的灾害,特别是毁灭性的水灾,的确严重损害了皖北的社会民生,是造成经济贫弱的重要原因。然而,贫穷就一定会造反吗?皖北的灾害,很大程度上缘于“被牺牲”的地位,是天灾基础上加了人祸,牺牲皖北是为了保全国家利益,倘若皖北陷入无休无止的动荡与叛乱,国家利益还能够得到保全吗?明清时期的帝王将相并非不知道这个问题,也不会坐视皖北因灾害爆发动乱。

证明这个历史判断,其实并不难。提起皖北的叛乱,总要提到元末的红巾军与晚清的捻军,然而在这二者之间将近五百年的时间里,皖北爆发过大规模的起义吗?并没有。翻越史书,更多看到的是乞丐、流民,甚至是遍野的饿殍。

王朝国家既然要牺牲皖北,就必须先强力控制皖北,也正因如此,当太平天国打碎了清朝在皖北的统治机器,反抗才随之爆发,而且成捻成伙,无休无止。而归根结底,最可怜的还是普通百姓。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下游的繁荣,他们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灾难,被迫沦为灾民、流民,甚至是叛民。

客观地说,治水总要有牺牲,但关键是如何做出牺牲。所幸在今天,治水有了科学的支撑,民生成为第一要务,牺牲可以既有限,又值得。但即便如此,奉献的人也应该得到尊重,特别是同饮一江水的上下游,当别人舍弃家业保全了你,你却觉得理所当然,这恐怕是一种无知的傲慢。不如多一份感谢,多一份帮助,这才是同舟共济的共同体。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郑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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